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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庄子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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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重言、卮言的运用是《庄子》一书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庄子在《寓言》中曾自叙其著述特点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在《天下》中又总结说：“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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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庄子注》对“寓言”、“重言”、“卮言”有很好的解释：“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可见，所谓寓言就是假借形象思维，寓理于事，表达己意；所谓重言，就是借重古人之言以申明作者自己的观点；所谓卮言，就是依文随势而出现的一些零星之言。其实，不管寓言、重言、卮言，作用都无非如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所说：“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是一种不标示自己成见的叙述方式，而只将自己体验所得的道理，或寄托在一个虚设的情境之中，或假借众人所信服的先知先哲的嘴巴说出来，或依循物理之本然而立说，至于道理的究竟，便留待读者去自由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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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恐怕是《庄子》一书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全书大小寓言共计二百多个，其短者或一二十字，其长者或千馀字；有些篇目全部由寓言排比而成，有些篇目干脆通篇就是一个寓言。但《庄子》中，对于“寓言”这一体裁，并未在形式上给予严密的界说，而只说到寓言是“藉外论之”。什么叫“藉外论之”呢？庄子举例说，便如做父亲的不给自己的儿子做媒，因为做父亲的称赞儿子，总不如别人来称赞显得真实可信，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易于猜疑。因此，自己的儿子纵然有好处，还得借外人的誉扬，才能见信于人。庄子的寓言，正是在这种“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情况下诞生的。于是，北冥之鱼可以千变万化，抟扶摇而上九万里；藐姑射山神人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任公子可以用五十头牛为饵来垂钓；空髑髅也可以与人娓娓交谈。总之，一切有形的无形的，无一不可化为故事，来表达庄子的哲学。在《庄子》中，这种寓言的成分占得最多。但是，《庄子》中的寓言又非常与众不同。先秦其他诸子如孟子、韩非子等人亦可谓善用寓言，但孟子多采用民间传说故事来加强自己的论辩，韩非多利用历史传说与典故以佐证自己的说理，而《庄子》的寓言却大多“皆空语无事实”（司马迁语），而且庄子对于这些“无事实”之语，还往往辅以细致生动的描写，使之不仅有情节，还有语言、有形象、有情感。正是这些天马行空、看似虚妄的想象、虚构与描写，使《庄子》一书在哲学的成分以外，带上了奇幻斑斓的文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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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言”则是借重古代圣哲或是当时名人的话，来止塞天下的争辩之言。但是庄子的实际用意，并不是为了推崇圣哲与名人。虽然庄子有“齐物论”之心，但却也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因此只好退而求其次，借着偶像说自己的话，以避免纠缠于世俗的是非之争。因此，在创作“重言”时，他时而借重黄帝，时而借重老聃，时而又求助孔子，当然，他们虽然披着圣贤的外衣，却在说庄子的话。所以，虚构圣哲与名人的言论在庄子笔下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历史上的人物不够用了，他还会另造出许多“乌有先生”来，让他们谈道说法，互相辩论。例如孔子在《庄子》一书中，就是个形象不定、人格不一的人物：有时被抬得高高在上，满口道家言论，俨然成了另一个庄子；有时又被还原本来面目，让他屡受老聃的教训；而有时又沦落到屡遭痛斥，被冷嘲热讽的地步。“重言”的运用，使《庄子》一书带有了一种亦庄亦谐的色彩，并将庄子的思想表达得倍加灵动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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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卮言”在《庄子》中游衍不定，庄子以“卮言”命名，是想表明他自己所说的话便如酒器里的酒，“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成玄英语），都是无心之言，所以称为“卮言”。正因为是无心之言，时倾时仰，因此“卮言”大多是些不着边际的议论，想到哪便说到哪。在处于战国乱世之中的庄子看来，百家争鸣，各执一端，尤其儒、墨二家，他们妄分是非、善恶、贵贱、高下，完全是由于自私用智，为成见所固蔽，所以庄子想以“卮言”的形式，跳出是非争辩的圈子，避开自我成见的干扰，期合于天然的端倪，顺应大道的运行，而代为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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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子》一书中，寓言、重言、卮言其实是“三位一体”，浑不可分的，它们互相辅助，互相映衬，构成了《庄子》“洸洋自恣”的艺术特色。庄子正是以其杰出的天才、超人的想象、浪漫的感情，借助这“三言”打破言与意的隔膜，创造出其极具浪漫主义感染力的优美文字，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不可逾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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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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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最具特色的。鲁迅曾高度赞扬《庄子》的文字“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汉文学史纲要》），闻一多也称赞“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真的文学”（《古典新义·庄子》）。《庄子》散文的独到之处，便是它跳出了先秦语录体散文与论辩体散文的束缚，不仅以说理为目的，还创造了一种优美飘逸、恢恑憰怪的文学风格，使其散文的文学性甚至超越了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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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学性首先表现在他创造了一大批鲜明的形象，这些形象的创造并不限于人物，而且还借助寓言为载体，超越了常人的认知与想象，延伸至自然界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甚至只能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精神事物。这些形象或美或丑，或真或假，或庄或谐，或逍遥或狭隘，令人目不暇接。在人物方面，庄子创造了一批极有特色的至丑之人，《大宗师》中描写子舆得病，以至于背偻腰曲，五脏脉管突起于背脊，脸缩于肚脐，肩高于头顶，身体完全扭曲变形，却不但不以之为丑，反而“心闲无事”，摇晃着走到井边，欣赏自己变形的躯体，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德充符》中，庄子更是集中塑造了一批身残形丑之人：兀者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恶人哀骀它，跂支离无脤，瓮大瘿等，这些人不是缺胳膊少腿，便是形貌丑陋变形，甚至长着碗大的瘤，可谓丑之极致，但庄子却对他们赞叹不已，不仅让孔子在他们面前恭敬有加，还让他们与老聃谈道论法。但庄子也并非专门制造一些丑陋的形象来哗众取宠，《逍遥游》中描写的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就完全是形德之美的极致。《大宗师》中也描写了真人，“其心志，其容寂，其颡；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其美简直能令天地变色。除了这些或美或丑的虚构形象，庄子笔下还有着像孔子、颜回这样的儒家人物，文惠君、卫灵公、惠施这样的执政者，匠石、轮扁、庖丁、梓庆这样的普通职业者。不仅人物，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为庄子所用，成为其寓言中的主人公。栎树可以托梦给匠石，讲述无用以全身的道理（见《人间世》），髑髅可以与庄子同寝，讨论死生之间的际遇（见《至乐》）。《齐物论》中记叙了“罔两问景”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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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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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要依附于物，而罔两是“影外之阴”，也即是影子的影子，这样两个虚无缥缈的事物却能够将精神与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阐述得头头是道，不能不让人赞叹庄子的奇思妙想。《应帝王》中庄子还吸收《山海经》中的神话，创作了“浑沌之死”的寓言：中央之帝浑沌，人皆有七窍，而它却没有，南海、北海之帝儵、忽为报浑沌善待之恩，便为其开凿七窍，谁知“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儵、忽指一来一逝、飘忽无形之物，而浑沌更是万物之初无法描摹的形相，庄子便是借这些无形无相的形象来说明帝王治世的深刻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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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庄子眼中，已无物我之分，人物之间，物物之间，天地万物与精神世界的交流可以是毫无限制的，任何事物都有思想、有灵性，可以将抽象的哲理表达得生动有趣。这种漫无涯际的想象与广阔无垠的视野又使得庄子散文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呈现出宏大雄奇的气魄与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庄子笔下，北冥的巨鲲有几千里之大，一朝化而为鹏，其翼便如垂天之云，能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见《逍遥游》）！任公子垂钓，要大钩巨缁，以五十头牛为饵，蹲于会稽山上，投竿东海，一年过去，大鱼吞饵，顿时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声如鬼神，震惊千里，鱼之大，可令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均得饱食（见《外物》）。《齐物论》中的至人更是能够“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这些是多么宏伟壮观、变幻莫测的景象啊！《秋水》中庄子将大自然的壮美描摹得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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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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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气势宏大的描写可谓道尽了“大”的玄妙，不能不唤起人们对逍遥的无限遐想。难怪宋代高似孙在评价庄子散文时说：“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子略》）然而，庄子又不时以大手笔来曲尽“小”之情状，《则阳》中讲“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蜗角之国，已经小而又小，然而就在如此小的地盘上，触、蛮二氏却还能“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实在令人惊心动魄、难以置信。然而，这又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庄子也正是以这种夸张之语，来嘲讽目光浅陋、厮杀无止的诸侯。而将这种雄奇的夸张发展到极致是在庄子将死之时，“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列御寇》）只有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将短暂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方能有此不惧死生的气魄。试看先秦诸子，除了庄子，又有谁能有这种精神上的无限张力，这种穿越时空、超越死生的旷达潇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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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有丰富奇特的形象和宏伟壮阔的气势，还不足以构成庄子散文的独特魅力，庄子散文的形象和气势还要通过生动贴切的比喻和细致传神的描写才能达到形神俱现的效果。例如《养生主》中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以薪喻形，以火喻神，薪有尽而火无穷，正如形体总有枯槁之时，但精神只要加以保养便能不穷不尽，强调了养生者当在于养神而非养形。又如《在宥》说：“女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以“焦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坚，“俯仰四海”喻其速，“渊静县天”喻其动静各殊，皆用来比喻人心之不可撄。庄子在运用比喻时，还往往善于使用连类比喻，造成如层峰起伏般的奇妙效果，如《天运》“孔子西游于卫”一段，接连使用“古今非水陆”、“周鲁非舟车”、“桔槔俯仰”、“柤梨橘柚可口”、“猿狙衣周公之服”、“西施病心而其里”六个比喻，作六层转换，生动地说明“礼义法度”必须“应时而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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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传神的描写也是庄子散文艺术魅力的来源之一，它使得庄子散文不仅有故事，而且故事生动有趣，不仅有人物，而且人物栩栩如生，不仅有情节，还有语言，有动作，有神态，有心理活动。《盗跖》是一个典型代表，其中“孔子见盗跖”几乎就是一篇完整的小说，而且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被人称为“圣之和也”的柳下惠与“杀人放火”的盗跖成了亲兄弟，相隔百年的孔子与柳下惠居然也成了好友，孔子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欲说服盗跖改邪归正，不料却遭盗跖痛斥，落荒而逃，路遇柳下惠，发出“无病而自灸”、“几不免虎口哉”的感叹。整个故事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生动地刻画了英雄神勇的盗跖这一极富传奇色彩的形象，也夸张地讽刺了所谓至圣的孔子实不过是一名巨盗。其中的多处描写可谓声情并茂，如孔子第一次拜见盗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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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之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