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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气势宏大的描写可谓道尽了“大”的玄妙，不能不唤起人们对逍遥的无限遐想。难怪宋代高似孙在评价庄子散文时说：“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搏。”（《子略》）然而，庄子又不时以大手笔来曲尽“小”之情状，《则阳》中讲“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蜗角之国，已经小而又小，然而就在如此小的地盘上，触、蛮二氏却还能“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实在令人惊心动魄、难以置信。然而，这又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庄子也正是以这种夸张之语，来嘲讽目光浅陋、厮杀无止的诸侯。而将这种雄奇的夸张发展到极致是在庄子将死之时，“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列御寇》）只有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将短暂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方能有此不惧死生的气魄。试看先秦诸子，除了庄子，又有谁能有这种精神上的无限张力，这种穿越时空、超越死生的旷达潇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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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有丰富奇特的形象和宏伟壮阔的气势，还不足以构成庄子散文的独特魅力，庄子散文的形象和气势还要通过生动贴切的比喻和细致传神的描写才能达到形神俱现的效果。例如《养生主》中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以薪喻形，以火喻神，薪有尽而火无穷，正如形体总有枯槁之时，但精神只要加以保养便能不穷不尽，强调了养生者当在于养神而非养形。又如《在宥》说：“女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以“焦火”喻其躁，“凝冰”喻其坚，“俯仰四海”喻其速，“渊静县天”喻其动静各殊，皆用来比喻人心之不可撄。庄子在运用比喻时，还往往善于使用连类比喻，造成如层峰起伏般的奇妙效果，如《天运》“孔子西游于卫”一段，接连使用“古今非水陆”、“周鲁非舟车”、“桔槔俯仰”、“柤梨橘柚可口”、“猿狙衣周公之服”、“西施病心而其里”六个比喻，作六层转换，生动地说明“礼义法度”必须“应时而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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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传神的描写也是庄子散文艺术魅力的来源之一，它使得庄子散文不仅有故事，而且故事生动有趣，不仅有人物，而且人物栩栩如生，不仅有情节，还有语言，有动作，有神态，有心理活动。《盗跖》是一个典型代表，其中“孔子见盗跖”几乎就是一篇完整的小说，而且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被人称为“圣之和也”的柳下惠与“杀人放火”的盗跖成了亲兄弟，相隔百年的孔子与柳下惠居然也成了好友，孔子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欲说服盗跖改邪归正，不料却遭盗跖痛斥，落荒而逃，路遇柳下惠，发出“无病而自灸”、“几不免虎口哉”的感叹。整个故事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生动地刻画了英雄神勇的盗跖这一极富传奇色彩的形象，也夸张地讽刺了所谓至圣的孔子实不过是一名巨盗。其中的多处描写可谓声情并茂，如孔子第一次拜见盗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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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之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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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拜见盗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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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跖曰：“使来前！”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曰：“丘来前！若所言，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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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拜见，将盗跖勃然大怒的神态与其叛逆豪放的言语描绘得有声有色，也从侧面描写了孔子欺世盗名的面目。及至孔子失败遭斥，狼狈而逃时，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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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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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句神态与动作描写，孔子失魂落魄、狼狈而逃的模样便跃然纸上，与盗跖雄健粗犷、无畏无惧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如《达生》中说齐桓公于泽中见鬼，以致失魂诳语而病，皇子告敖前往，庄子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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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如何？”皇子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冁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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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看似波澜不惊，其实却大有文章：皇子告敖看似在为桓公讲述鬼之情状，实则是深知桓公的称霸野心，从而暗中奉迎，二人的微妙心理就在这段普普通通的对话中表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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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散文的文学成就，还表现在其语言特色上。明人陆西星形容《庄子》的文章有“草蛇纩线”（《南华真经副墨》）之妙，清人方东树也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庄子的语言往往如行云流水，飘逸优美，宛转跌宕，同时又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如《齐物论》中对风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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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者，叱者，吸者，叫者，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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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写了风之情态，从各种各样的孔穴，写到各种各样的风声，从小风到大风，再到众窍俱寂，树影摇曳，正如宣颖所说：“初读之，拉杂崩腾，如万马奔趋，洪涛汹涌；既读之，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静，四顾悄然。”（《南华经解》）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读来仿佛令人身临其境，领略了一番自然的变幻莫测。在行文构思上，《庄子》的文字散而有结，开阖无端，首尾不落俗套，转接无露痕迹，令读者忽如置身群峰之间，忽如脚踏平原之上，忽如登临万仞之巅，一览无遗，忽如误入十里迷津，惝恍迷离。如《逍遥游》一文，起手写大鹏凭风南飞，以寓万物皆“有所待”之旨。但唯恐他人不信，又引《齐谐》为证，并借野马、尘埃、大舟喻大鹏，借水与生物之息喻大风，并通过蜩、学鸠、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与汤之问棘来反复申述此意。接着以“此小大之辩也”一句稍作收束，暗示凡此种种，虽有大小之别，寿夭之殊，然其“有所待”则皆无例外。但文复生文，喻复生喻，波兴云委，莫测涯涘，行文至此并未点明正意。接着，笔锋由小智小才者转向“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宋荣子与“御风而行”的列子，表明前者不过是自适其志的学鸠、斥之辈，而后者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无所待而获得真正逍遥的至人、神人、圣人相比，也至多不过是“犹有所待”的大鹏而已，实在不值得称道。全篇宗旨，至此才轩豁呈露。笔势蜿蜒，层层跌落，又层层推进，似断而非断，似续而非续，结束之处亦令人回味无穷。正如刘熙载所说：“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艺概·文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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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特点使得庄子散文大大有别于先秦各家诸子散文，达到哲理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应该说，与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庄子》还是以说理为目的的散文，只是庄子以其令人惊叹的天才，不自觉地在文学性上超越了哲理性。正如闻一多所说：“庄子是一位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古典新义·庄子》）正由于此，庄子能把枯燥艰涩的理论表达得浑然流畅、含而不露，如《齐物论》末写“庄周梦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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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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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指泯灭事物差别，彼我浑然同化的和谐境界，本不好理解，但庄周却借生活中常见的“做梦”这种“物化”的瞬间表达来加以说明，且将“栩栩然”的胡蝶与“蘧蘧然”的庄周刻画得如见其人，如梦其梦，从而使人明白了梦与觉、周与蝶本不必分，也不可分的道理，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此类例子在《庄子》中不胜枚举，但是也必须看到，庄子汪洋恣肆的生花妙笔根本上还是来源于其深邃难测的哲理，读《庄子》不仅要欣赏其艺术魅力，也应当领略其哲学风采，正如闻一多所说：“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古典新义·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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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庄子的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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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历代大作家几乎无一不受到它的熏陶。在思想上，或取其愤世嫉俗、旷达不羁，或随其悲观消极、颓废厌世；在艺术上，或赞叹不已，或汲取仿效，并加以发挥，从而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众多绚丽多姿的艺术作品。郭沫若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庄子》的影响下发展的（见《鲁迅与庄子》）。闻一多也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古典新义·庄子》）这些话决不夸张，从寓言到小说，从诗歌到散文，从形式到内容，从文学到哲学，无一不留有庄子的影子，甚至中国的艺术史也多少带有庄子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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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可谓是最善于将寓言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加以自觉运用的。在他的笔下，寓言不仅仅是说理的辅助工具，也具有了几近独立的地位。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它直接影响了文人的寓言创作，如唐代韩愈的《马说》、《龙说》、《送穷文》，柳宗元的《三戒》、《种树郭橐驼传》，明代刘基的《郁离子》等，使寓言逐步脱离了论说文、史传文而独立成体。更为重要的是，先秦寓言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庄子》中关于浑沌、黄帝、广成子等的刻画，都采用了神话的题材，其变幻莫测的想象与夸张也与古代神话的风格相似。但它又发展了神话的简单形式，其寓言有故事情节，有时甚至是复杂的故事情节，有人物形象，有对话，有细节，直接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庄子》中许多寓言记述或者虚构了鬼怪异事，是魏晋以后志怪小说的鼻祖之一。《庄子》中妻死鼓盆在冯梦龙《警世通言》中被发挥成《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庄周梦蝶、髑髅见梦等也被后人演为《三勘蝴蝶梦》、《大劈棺》等戏剧，鲁迅《故事新编》中的《起死》也本于此。至于后代诗、词、曲、赋中熔铸其寓言为题材的，更是俯拾皆是，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