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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的浪漫主义风格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极端热情的文字,漫无涯际的想象,缤纷瑰丽的辞藻,天马行空的文思,使其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影响到包括咏怀诗、玄言诗、游仙文学、山水文学、田园文学、志怪文学等在内的一大批文学形式。唐代李白深受庄子“开浩荡之奇言”的浪漫主义风格影响,其诗歌、散文感情炽烈,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旷放不羁,成为庄子之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个高峰。宋代苏轼也深得庄子浪漫主义的真谛,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看来,其自然旷达、卓尔不群的人格与庄子不无关系;其《赤壁赋》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思想语言亦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的风格,亦与《庄子》相近,其词更是得庄子之风,成为开创“豪放”一派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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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庄子散文中的美学思想对中国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美”存在于“天地”之间,为自然所有,只有自然无为方才可以体会到天地之大美。这一思想可谓直接孕育了中国山水诗、田园诗、游记等文学的萌芽,并促其发展。中国的绘画、书法也无一不受其影响,山水画以其得天地之美而成为中国画的最主要类型,书法则受其“大美”的美学情调和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响,产生了行云流水、挥斥八极的草书,典型的如张旭、怀素等人的书法。庄子还独开“以丑为美”的美学先河,他追求形体的完美,但更追求精神的完美,在他看来,丑陋的形体之下反而更能包含超越形体之外的精神之美,即他所称的“全德”。这种以形体的丑陋来突出精神之美的美学取向,也成了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的又一处灵感源泉,文学家以“丑石”、“病梅”等等有缺憾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画家们则以形象怪异丑陋的人物来表达内心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此外,庄子主张得意忘言、言约旨远、意在言外的创作准则,直接影响了刘勰“情在词外”、钟嵘“文有尽而意有馀”、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王国维境界说等文艺理论,也极深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使其形成了重神而不重形这种显著区别于西方文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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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庄子蔑视权势利禄、追求独立自由人格和逍遥自适生命境界的精神,使中国文人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有了另一种生命追求。阮籍、嵇康不拘礼教、任性不羁、愤世嫉俗的人格表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宁愿“采菊东篱下”的人生态度,甚至欧阳修流连山水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理想,无一不留有庄子的影子。李白、苏轼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能够不惊不乱,依然旷达自适,都可看出受庄子濡染之深。总之,庄子对中国文人精神的影响难以一语道尽,大到人格取向,小到细枝末节,都与庄子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联系,要真正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不读懂庄子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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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历代的庄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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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的荀子对庄子已有所批判,但却往往对庄子学说加以改造、发挥,以为己用。《吕氏春秋》对庄子思想和内容就多有引用,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司马迁都对庄子有所研究,秦汉辞赋、经学也都吸纳、改造了部分庄子思想,以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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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庄子大加倡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庄子的思想行为为标榜。魏晋注《庄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几十家,其中为世所重者有崔、向秀、司马彪、孟氏诸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郭象注则以其精纯而为世人所贵,流传至今,其馀诸人的注解,或佚失,或仅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和他书注文及类书之中。东晋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学与儒、道互相渗透,使此时的庄子学带有浓重的佛化色彩,许多名僧研究庄子思想,如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支遁作《逍遥论》等。东晋道教亦迅速发展,其理论往往通过改造、发展老庄思想而成,许多道教理论家对《庄子》进行了积极阐释,如葛洪曾著《修订庄子》十七卷,当是一部以道教理论来修正庄子学说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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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于神化“李”姓的目的,对老子大加崇拜,这在唐玄宗时达到了高潮,他不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对其后继者庄子、列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在科举之中对道学加以重视,促成了唐代庄子学的盛行。隋唐两代,关于庄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音义和成玄英的疏。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卷,广集并审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并于这些旧音义之外自作音义,可谓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许多宝贵的庄子研究资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庄子注疏》,在继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从训释字词入手,进一步对语辞章句进行梳理贯通,弥补了郭象只重义理不重训释的不足,因此可谓是一部吸纳、融合魏晋六朝多种思想学术精华而又有所进益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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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并立而以儒为尊,故宋明庄子学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以儒评庄,引庄入儒是宋明两代庄子学的最大特点。此外佛、道两家的学者也对庄子学贡献颇大。宋明时期重要的文人学者包括理学家,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宋濂、杨慎、归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苏轼对后世庄子学影响极大,而宋明理学虽试图划清与道家的界限,也还是不免吸纳了道家的思想理论与思维方法。宋明佛教特别是禅宗,不但大胆吸收了庄子思想,还积极参与了阐释庄子思想的活动。宋明道教以其与道家的独特关系,对庄子学贡献甚大,许多道教学者都撰有庄子学专著,如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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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庄子学结合了义理阐释与文章学研究两方面,如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取得了很大成绩。乾嘉之后的庄子学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又大量引进了训诂、考据等方法,如卢文弨《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孙诒让《庄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晚清还出现了一些集合众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皆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受到种种冲击之后,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新兴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近代庄子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以传统的训诂校勘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马叙伦《庄子义证》、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胡远濬《庄子诠诂》、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另一种则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果进行新的阐释,如苏甲荣《庄子哲学》、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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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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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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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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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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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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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篇以“逍遥游”三字名篇,隋唐陆德明认为是取其“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经典释文》)之义。这一解说是正确的。按“逍遥”一词,早在《诗经·郑风·清人》中就已出现,与“翱翔”同义。而在《楚辞》中尤为多见,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聊逍遥兮容与”(《湘君》)、“聊仿佯而逍遥”(《远游》)。《庄子》与《楚辞》同为南方文学,故文中亦常用此词。如本篇中的“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大宗师》的“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等,皆为其例。总括上述,可知“逍遥”二字与“相羊”、“容与”、“仿佯”、“彷徨”等词,或同义并举,或互文见义,乃是闲适自得之貌。所以,庄子所谓“逍遥游”者,即是《让王》所说“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之意。在本文中,通过层层设喻,步步取象,终于具体而明确地揭示了这一宗旨:凡天地之间,大至鲲、鹏,小至学鸠、斥,甚或野马、尘埃,皆“有所待”而后行,不可谓怡然自得;唯有泯灭物、我之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与自然化而为一,然后才可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在精神上获得彻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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