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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的浪漫主义风格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极端热情的文字，漫无涯际的想象，缤纷瑰丽的辞藻，天马行空的文思，使其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影响到包括咏怀诗、玄言诗、游仙文学、山水文学、田园文学、志怪文学等在内的一大批文学形式。唐代李白深受庄子“开浩荡之奇言”的浪漫主义风格影响，其诗歌、散文感情炽烈，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旷放不羁，成为庄子之后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又一个高峰。宋代苏轼也深得庄子浪漫主义的真谛，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看来，其自然旷达、卓尔不群的人格与庄子不无关系；其《赤壁赋》及清风阁、凌虚台、墨宝堂、超然台诸记，思想语言亦无不出于《庄子》，而其文章所谓“如行云流水”、“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的风格，亦与《庄子》相近，其词更是得庄子之风，成为开创“豪放”一派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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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庄子散文中的美学思想对中国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美”存在于“天地”之间，为自然所有，只有自然无为方才可以体会到天地之大美。这一思想可谓直接孕育了中国山水诗、田园诗、游记等文学的萌芽，并促其发展。中国的绘画、书法也无一不受其影响，山水画以其得天地之美而成为中国画的最主要类型，书法则受其“大美”的美学情调和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响，产生了行云流水、挥斥八极的草书，典型的如张旭、怀素等人的书法。庄子还独开“以丑为美”的美学先河，他追求形体的完美，但更追求精神的完美，在他看来，丑陋的形体之下反而更能包含超越形体之外的精神之美，即他所称的“全德”。这种以形体的丑陋来突出精神之美的美学取向，也成了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的又一处灵感源泉，文学家以“丑石”、“病梅”等等有缺憾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画家们则以形象怪异丑陋的人物来表达内心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此外，庄子主张得意忘言、言约旨远、意在言外的创作准则，直接影响了刘勰“情在词外”、钟嵘“文有尽而意有馀”、司空图“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王国维境界说等文艺理论，也极深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使其形成了重神而不重形这种显著区别于西方文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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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庄子蔑视权势利禄、追求独立自由人格和逍遥自适生命境界的精神，使中国文人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有了另一种生命追求。阮籍、嵇康不拘礼教、任性不羁、愤世嫉俗的人格表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宁愿“采菊东篱下”的人生态度，甚至欧阳修流连山水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理想，无一不留有庄子的影子。李白、苏轼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能够不惊不乱，依然旷达自适，都可看出受庄子濡染之深。总之，庄子对中国文人精神的影响难以一语道尽，大到人格取向，小到细枝末节，都与庄子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联系，要真正体会中国文人的精神，不读懂庄子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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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历代的庄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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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的荀子对庄子已有所批判，但却往往对庄子学说加以改造、发挥，以为己用。《吕氏春秋》对庄子思想和内容就多有引用，西汉前期的淮南王刘安、司马迁都对庄子有所研究，秦汉辞赋、经学也都吸纳、改造了部分庄子思想，以为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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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庄子大加倡导，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庄子的思想行为为标榜。魏晋注《庄子》者甚多，郭象之前便有几十家，其中为世所重者有崔、向秀、司马彪、孟氏诸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郭象注则以其精纯而为世人所贵，流传至今，其馀诸人的注解，或佚失，或仅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和他书注文及类书之中。东晋南北朝佛教盛行，般若学与儒、道互相渗透，使此时的庄子学带有浓重的佛化色彩，许多名僧研究庄子思想，如慧远早年“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慧远传》），支遁作《逍遥论》等。东晋道教亦迅速发展，其理论往往通过改造、发展老庄思想而成，许多道教理论家对《庄子》进行了积极阐释，如葛洪曾著《修订庄子》十七卷，当是一部以道教理论来修正庄子学说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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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两代，道教地位陡然提高，尤其唐朝出于神化“李”姓的目的，对老子大加崇拜，这在唐玄宗时达到了高潮，他不仅大力提高老子的地位，也对其后继者庄子、列子大加推崇，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并在科举之中对道学加以重视，促成了唐代庄子学的盛行。隋唐两代，关于庄子的著作可以考知的有二十多种，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陆德明的音义和成玄英的疏。陆德明《庄子音义》三卷，广集并审订了汉魏六朝众多学者为《庄子》所作之音义，并于这些旧音义之外自作音义，可谓为汉魏以来所取得的治《庄》成果作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总结，许多宝贵的庄子研究资料因此而得以保存。唐初道士成玄英作《庄子注疏》，在继承郭象注的基础上，既吸取了佛教的许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承因了道教的一些思想信仰，他从训释字词入手，进一步对语辞章句进行梳理贯通，弥补了郭象只重义理不重训释的不足，因此可谓是一部吸纳、融合魏晋六朝多种思想学术精华而又有所进益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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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儒、道、佛三家并立而以儒为尊，故宋明庄子学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以儒评庄，引庄入儒是宋明两代庄子学的最大特点。此外佛、道两家的学者也对庄子学贡献颇大。宋明时期重要的文人学者包括理学家，都对《庄子》进行过评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宋濂、杨慎、归有光、李卓吾、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等，其中王安石、苏轼对后世庄子学影响极大，而宋明理学虽试图划清与道家的界限，也还是不免吸纳了道家的思想理论与思维方法。宋明佛教特别是禅宗，不但大胆吸收了庄子思想，还积极参与了阐释庄子思想的活动。宋明道教以其与道家的独特关系，对庄子学贡献甚大，许多道教学者都撰有庄子学专著，如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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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庄子学结合了义理阐释与文章学研究两方面，如林云铭《庄子因》、宣颖《南华经解》、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等，取得了很大成绩。乾嘉之后的庄子学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又大量引进了训诂、考据等方法，如卢文弨《庄子音义考证》、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孙诒让《庄子札迻》等，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晚清还出现了一些集合众家研究成果的著作，如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皆是。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西方文化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受到种种冲击之后，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新兴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近代庄子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势，一种以传统的训诂校勘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马叙伦《庄子义证》、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释》、胡远濬《庄子诠诂》、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另一种则吸收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成果进行新的阐释，如苏甲荣《庄子哲学》、郎擎霄《庄子学案》、叶国庆《庄子研究》等，为庄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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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5月重印《诸子集成》中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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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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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〇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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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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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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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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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篇以“逍遥游”三字名篇，隋唐陆德明认为是取其“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经典释文》）之义。这一解说是正确的。按“逍遥”一词，早在《诗经·郑风·清人》中就已出现，与“翱翔”同义。而在《楚辞》中尤为多见，如“聊逍遥以相羊”（《离骚》）、“聊逍遥兮容与”（《湘君》）、“聊仿佯而逍遥”（《远游》）。《庄子》与《楚辞》同为南方文学，故文中亦常用此词。如本篇中的“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大宗师》的“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等，皆为其例。总括上述，可知“逍遥”二字与“相羊”、“容与”、“仿佯”、“彷徨”等词，或同义并举，或互文见义，乃是闲适自得之貌。所以，庄子所谓“逍遥游”者，即是《让王》所说“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之意。在本文中，通过层层设喻，步步取象，终于具体而明确地揭示了这一宗旨：凡天地之间，大至鲲、鹏，小至学鸠、斥，甚或野马、尘埃，皆“有所待”而后行，不可谓怡然自得；唯有泯灭物、我之见，做到无己、无功、无名，与自然化而为一，然后才可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在精神上获得彻底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