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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般人都会质疑庄子的前提：凭什么说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呢？但在古人而言，这的确是许多时代的共识。对于潜心于老庄义理的人，既然“天地不仁”，生养万物而不存偏私，为什么会造成善人少而恶人多的局面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晋人殷浩曾经这么问过，问得满座哑口无言，只有刘惔答道：“好比水倾泻在地上，自然纵横流漫，很难形成正方或正圆。”举座叹服，以为至理名言。（《世说新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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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前提，那么粗浅地看，理想的应对之道应当是鼓励善人学知识，禁止恶人学知识。王夫之曾经把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做过这方面的理解，认为这就近乎于俗语所谓“妇人识字则诲淫，俗子通文则健讼”。汉武帝为太子开设博望苑，使太子根据自己的喜好结交宾客，结果是太子兴兵造反；唐高祖开设天策府以选文士，结果有玄武门之变。可见读书对君子是修身养性、尽忠纳孝之本，对小人却是启发小聪明而促其悖逆。夏、商、周三代的王者难道是吝惜仁义礼乐的知识吗，但他们内不教之于宫闱，外不教之于姻党。对于治国之道，一般人只晓得兵权不可旁落，却不晓得文教也不可下移。（《读通鉴论》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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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这番话在考据上未必确实，但充分表达了知识要择人而授的观点。只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择人而授仅在字面上是容易的，倒不如庄子来得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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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庄子合拍，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汉人与匈奴的和亲，王夫之认为，夷狄天生勇悍有余而智巧不足，汉人则相反，和亲风气一开，汉人女子嫁到夷狄的越来越多，生下来的孩子兼具乃父之勇悍与乃母之智巧，所以像刘渊、石勒、高欢这些人其狡狯甚至凌驾于曹操、司马懿之上，汉人的礼节被他们当做了粉饰奸邪的工具。（《读通鉴论》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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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这些意见很能和庄子投缘，何况他讲的不是寓言，而是一些相当严酷的现实问题。但是，反面的极端也有真实的例子：金世宗大力推行汉文化，打造金国盛世，自己也捞了一顶极珍贵的“小尧舜”的帽子。（《金史·世宗本纪》）孰是孰非，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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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当然还看不到这么多的“历史”，所以想法比较单纯一些。在他眼里，文明就是罪恶之渊薮，顺理成章的是，高薪养廉是没用的，严刑峻法也是没用的，或许是因为做大盗利益太丰而风险太小吧。于是庄子追随老子提出了自家的解决方案：把那些斗斛、权衡、印章一并废弃，乃至于绝圣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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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这一理论应当能在困扰于科学文明之发展的近现代社会找到许多知音，譬如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看上去就很像是得益于庄子的教导。卢梭把这篇论文寄给过伏尔泰，于是，伏尔泰在1755年写给卢梭的回信恰恰也有几分适于拿来回答庄子：“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拣回来了。而且我也不能从事探索加拿大的蛮人的工作，因为我遭罹的种种疾患让我必需一位欧洲外科医生；因为在那些地带正打着仗；而且因为我们的行为的榜样已经使蛮人坏得和我们自己不相上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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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和卢梭不同的是，我们很难确定庄子的这些看似极端的社会主张是否只是一些激愤之语，如陆西星的点评所谓“重生圣人是重利盗跖也，盖极厌世俗之愤词”（《南华真经副墨·胠箧》）。而对那些真诚地信仰庄子的人来说，按图索骥的代价实在太高，操作难度也实在惊人，所以那些主张一直未被认真地付诸实行过。在政治领域里甚至相反，譬如在谭嗣同的眼里，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都不过是秦政的延续，“皆大盗也”，（《仁学》）尤其反讽的是，老庄所谓绝圣弃知的解决方案后来居然也变成了一种“圣知”，被大盗们窃为己用，用禁毁图书和钳制言论的手段来“绝圣弃知”，使人民“朴鄙”而“不争”，这应该是老子和庄子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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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正应了老庄的内在逻辑：绝圣弃智是正确的，而一旦标榜绝圣弃智，结果就会很糟糕了。这就像敦厚朴实的人一定是庄子喜欢的，但如果标榜敦厚朴实，其后果一定就是庄子不喜欢的。——历史上当真上演过这种场面，汉元帝以四科取士，四科依次是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王夫之认为，这是孱弱的君主和奸佞的臣子鉴于先前一些名臣的骨鲠难制，而以柔惰来消磨天下人的气节。自此之后，刚正之士没有了，江山社稷拱手让人，却还自诩敦厚朴让的多福。汉宣帝说过：“乱我国家者，必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也”，这话应验了。（《读通鉴论》卷4）不过，庄子应该会觉得江山社稷拱手让人不算什么，刚正之士本来也不该有，但他毕竟也得承认四科取士使这个社会变得更不宜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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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庄子那里，“绝圣弃知”或许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倒未必真是一种严肃的社会主张。而这类或多或少地带有愤世嫉俗情绪的言辞更多地体现在《庄子》的外篇和杂篇，这或许说明这些庄子后学的心态不够平和，或许也说明了那时候的社会局面更加动荡不安了。在内篇当中，关于“知止其所不知”（《庄子·内篇·齐物论》）的议论要温和得多，关注的角度也更加哲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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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其所不知”，这大约意味着只要不去以有涯随无涯，基本的一点知识还是要得的。《庄子》佚文讲叔文在莒国作了三年宰相，富贵得很，回家之后却发现母亲还在亲手纺织。叔文不理解，母亲解释说：“我听说君子不学诗、书、射、御，一定会有赌博玩乐之心；小人不喜欢种地，一定会起盗窃之心；妇人不喜欢纺织，一定会有淫乱之心。好学对于一个人来说，就像鸟有翅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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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段佚文是被郭象删掉的，删得可谓很有道理。诗、书、射、御，这是儒家的必修课，君子与小人之别更有违齐物之旨，但它毕竟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一些基础知识的必要性，这些基础知识到底应该被限定何种程度呢，这恐怕又是一个不易说清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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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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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无知”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能认识到自己无知的人并不太多。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无知，理性必须足够强大，或者要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所以寂寞的庄子在他的时代里只能（如果确实可能的话）到希腊的世界里去寻觅知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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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普罗泰戈拉写过一部《论神》，在书的开头道出了和庄子极其近似的困惑：我们没办法确认神到底存不存在，因为有许多事情妨碍了我们的认知，比如问题的晦涩与人生的短促。——这等言辞实在亵渎神灵，所以《论神》有幸成为历史上第一本被当局焚毁的哲学著作，作者本人则不幸地遭到放逐，中途“恶贯满盈”地淹死在了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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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殉道者总是前仆后继的，在坦诚自己无知的这一点上，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名了，也没有人为此遭受过比他更大的伤害，可见这不是一件讨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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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为什么“贵”，因为物以稀为贵，有自知之明的人实在太少了。不用很仔细地观察就会知道我们身边有多少自恋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恋的人往往活得更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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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很可能是基因带给我们的，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史上确定下来的对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尽管自恋意味着自我评价过高，或多或少地会表现为不知天高地厚，时不时地也会让自己吃点苦头，但在我们面对挫折、失败、恐惧，以及伤害自尊的情形下，自恋的积极意义就充分展现出来。在很多时候，正是自恋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一个毫不自恋的人是会活得很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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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程度的自恋，如果找一个专业名词来表达的话，就是所谓正向错觉（positive illusions），我们会高估自己而低估别人，对未来过于乐观，认为自己对周围的事物有着比事实上更高的控制能力，喜欢把成功归于内因，把失败归于外因，即便认识到自己的一些缺点，也会觉得这些缺点比起自己的优点来即便不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相当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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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未经查证，仅凭经验推测，一个人的自恋程度一般会和他的感性程度成正比，和理性程度成反比。而《庄子》这部书虽然文辞瑰丽，极富文学色彩，但理性程度之高是让人相当惊叹的。孔子会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孟子会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说好听点，这叫强烈的使命感，说难听点，这就叫自恋，这就是自恋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陶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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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太理性，太冷静，罕用心理学所谓的自我强化（self -enhancement）来麻痹并激励自己，所以他总在怀疑，总在发问，总是不给出确切的结论，他小心翼翼地怀疑各种具体的知识，进而怀疑我们借以获取知识的媒介，怀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能力本身。也就是说，他的关注点已经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知识内容了，而是扩展到了认知论的层面，坦然地承认无知，然后发现了无知比知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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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对无知的认识，首先是基于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庄子》有两则罔两问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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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庄子·内篇·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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