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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荣趎的问题，其难点就在于如何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以及灵活性的限度究竟何在。时逢乱世，夹尾巴、装孙子，这都不妨一做，最难的是当你夹尾巴、装孙子的时候必定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当你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让自己委曲求全的办法时，你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只能二选一，要么违背良知，伤害别人，要么遵循良知，伤害自己，你会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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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甚至比这更加复杂，就算你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肯伤害无辜的人（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但你坚守良知的结果是连累自己的亲朋好友一道遇害，你还能坚持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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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可以把考据上的争议搁置起来的话，那么方孝孺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方孝孺为了坚守自己的良知，导致了十族被诛（尽管这件事还存在考据上的疑点，但我们此刻不妨从俗而论）。尽管在现代人看来，方孝孺所坚守的东西实在不值得如此高昂的代价，但试想一下，如果换做你的良知中最值得坚守的东西，你甘愿为之付出十族的代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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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康德的道德，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那么在方孝孺的案例里，他不顾十族的性命以坚守自己的良知，这不就是以十族的几百口人为手段吗，这当然是不道德的。以不道德的手段捍卫道德，这道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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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仍然诉诸康德的道德，设若方孝孺放弃了坚持，保全了自己与十族的性命，但其他一些人的性命却会因此而受到威胁，事情就变成了以他人为手段来达到保全自己及十族的目的，依然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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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选择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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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一条普遍的行为准则。但人命怎么衡量孰轻孰重呢？十族和自己最亲，所以最重要吗？或者那些将因为自己的屈服而受害的人是正统的皇室后裔以及将会为这个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人，所以他们才更重要吗？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确实避免了两难问题，但这种标准可以被我们的良知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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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案例可资参考，东汉灵帝熹平六年，辽西太守赵苞派人回山东老家去把自己一家人接来，没想到一家人路遇鲜卑军队，被抓做了人质。两军阵前，赵苞望着母亲悲号失声，可他能怎么做呢，是投降鲜卑以保全家人性命呢，还是忠孝不能两全，坚决和鲜卑人开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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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为赵苞想出过一个不得已之下的办法：拔剑自刎，把战事委托给自己的部下，不考虑母亲的生死和城池的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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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办法想来大多数人都难以接受，王夫之也认为这么做的话不但赵苞的母亲活不了，连城池也保不住。（《读通鉴论》卷8）不过王夫之可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把原则看得比结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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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的真实结局是这样的：赵苞对母亲说：“从前我是您的儿子，现在我是皇帝的臣子，义不得顾私情。”母亲对他说：“人各有命，你就勉励尽忠吧！”赵苞便带兵进攻，打败了敌人，自己一家人却无一幸免。皇帝为了表彰赵苞，封以侯爵，而赵苞在回乡安葬了家人之后，对乡人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于是呕血而死。（《资治通鉴》卷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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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两难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极端者再如唐代著名的睢阳保卫战，张巡和许远要在守城和吃人之间做出选择。这种事虽然无独有偶，前有臧洪，后有朱粲，但毕竟不是一般人的心理能够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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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看南荣趎的三大问题，其情形倒还不像方孝孺、赵苞和张巡、许远这样极端，但这实在是庄子，或者说是庄子学派，在战国乱世这个特定的环境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切身问题，也是一个从来都不过时的经典问题。幸运的是，老聃的答复并不是玄而又玄的道论，而是实实在在指导，至于这些指导是否比王夫之的意见高明一些，又或者方孝孺等人究竟能从中得到多少借鉴，这就很难讲了。老聃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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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庄子·杂篇·庚桑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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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比较费解，述其大意，老聃是说护养生命的原则能抱一吗，能无失吗，能不用卜筮而知吉凶吗，能停止吗，能结束吗，能不假外求而求之于己吗，能像婴儿一样吗？婴儿整天都在哭号，喉咙却不会沙哑，整天握着拳头而不松脱，整天瞪着眼睛而不疲劳，个中缘由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行动时不知道目标，安居时不知道做什么，随顺外物，任其自然，这就是护养生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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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的确合乎《老子》之旨，认为婴儿是成人的楷模，代表着一种自然醇厚的状态。南荣趎问老聃这是否就是至人的境界，老聃说不是，这只是“谓冰解冻释者”，大约是比喻心中的执著与焦虑涣然冰释吧，距离至人的境界还有一段距离。鉴于南荣趎的具体问题，倒也不必追求至人这个过高的楷模，只要掌握“卫生之经”，学习婴儿好榜样，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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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庄子·杂篇·庚桑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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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的大意是：婴儿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因为婴儿的举止无知无识，行动没有确切目标，身体像枯木，心灵像死灰。如果成人也能做到这些的话，那么祸福都不会有，自然可以避免人世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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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表述若是放到西方背景里，很容易被理解为宗教性的，譬如二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在《论灵魂的见证》里谈到：“这些心灵的见证愈真实，就愈简单；愈简单，就愈易懂；愈易懂，就愈自然；愈自然，就愈神圣。……因为灵魂先于词句，语言先于书本，感觉先于文体，而人本身先于哲学家和诗人。”人只有在智识上由繁入简，才能在精神上超凡入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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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庄后学也确实从这一表述中走入了宗教，其实质却完全不同于西方，譬如道教全真派修炼内丹，基本功就要求做到心如死灰，湛然不动。马丹阳《金玉集》便称：“湛湛成恍惚，澄澄生杳冥。死灰比我心，槁木类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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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活人炼成死人，“无知”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婴儿所作所为不存在善恶的动机。婴儿尿湿了你的裤子，并不是有意害你，所以你就不会想到报复他；婴儿没有尿湿你的裤子，也不是有意对你好，所以你也不会感激他。如果以婴儿姿态为人处世，当然就不会引起别人的爱憎之情。没人爱你，你就不会被捧杀；没人恨你，你就不会被棒杀。这样一来，祸亦不至，福亦不来，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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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婴儿的比喻我们只能观其大略，不能细想，否则的话，婴儿虽然不会让你感激或者报复，但可以让你喜欢或者讨厌，祸福还是会不期而至的。总而言之，庄子所要强调的是，婴儿模样的成年人，其言谈举止都是无知无识的，不是出于主观意志，而是出于对外界刺激的自然反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所以既没人会爱他，也没人会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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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贯穿《庄子》全书，逍遥、齐物、养生等等核心概念都在为它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就是一部写给好人的乱世生存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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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内篇·人间世》通篇都是教人处世之道的，虽然今天的人生导师们的确从中挖掘出了不少正面的东西，但一个缺乏大胆而瑰丽的想象力的人往往并不容易被他们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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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的故事是从颜回开始的。颜回向孔子辞行，说自己准备去卫国：“我听说卫国的国君盛气凌人，专断独行，轻率地处理政务而不知悔改，胡乱用兵而不体恤人民的生命。卫国死人无数，活人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老师您曾说过‘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我们应该离开安定的国家，专去混乱的国家，就像医生不给健康的人看病而专给病人看病一样。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希望我这一去可以改善卫国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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