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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现代研究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比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更深一些的理解。美国是个经常闹龙卷风的地方，但有人注意到，在所有的物理因素（比如龙卷风的强度，房屋的坚固程度、居住密度等等）非常相近的情况下，阿拉巴马州的死亡人数明显多于伊利诺伊州，这是为什么呢？西姆斯和鲍曼就此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关键原因其实是心理因素，阿拉巴马州的居民对天灾大多采取一种无可奈何而听天由命的态度，坦然接受死亡的降临，而伊利诺伊州的居民则积极主动得多，比如对新闻播报给予更大的关注。虽然在强悍而突如其来的龙卷风面前，个人努力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但从结果来看，每个人的微乎其微的努力确实显著地降低了灾害事件中的死亡率。（Sims & Baumann，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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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例子和安乐死的例子放到一起来看，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了。不妨以彩票为喻，对于任何个体来说，不买彩票显然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小概率事件不足以成为判断依据，正如守株不能待兔一样，但如果人人都这么理智，就不会有任何人领走巨额奖金；而如果人人都积极参与到彩票活动里来，对于任何个体来说，他中奖的概率并没有明显提高，买彩票的收益与不买彩票的收益几乎完全相等，但从整体来看，每期总有几个人赢得了巨额奖金，比之完全没人购买彩票的情况，其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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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单以宏观上的结果衡量，“知其不可而为之”比之“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确是个更优的选择。但事情并不只有这一个判断维度，从微观角度来看，对于彩票的购买者，他们只需要付出微不足道的代价（每期2元钱）就可以期待那个对于任何个体来说都毫不值得期待的奇迹，但对于那些罹患着无可救治的疾病的可怜人，每天要忍受的却是巨额的医药费和撕心裂肺的痛苦。归根结蒂，奇迹是否值得期待，不过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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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语境里，“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不考虑成本问题，它表达的是一种“义之所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庄子却考虑成本，若知其不可奈何而不安，额外付出了不少焦灼，对结果却毫无助益，而在收益不可期待的前提下，“安之若命”确实做到了成本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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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名臣颜含就是一个典范，以数术著称的郭璞曾想为他占卜，但他拒绝了：“寿命由天定，位禄由人谋。如果你自己努力了而上天不帮你，这是命；遵循大道而不为人了解，这是性。每个人自有其性与命，犯不着占卜。”（《晋书·颜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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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含与郭璞的不同结局很有讽刺意味，“安之若命”的颜含在93岁那年自然死亡，而精于卜筮的郭璞只活到49岁就被王敦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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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朱利安·罗特的话来说，颜含很明智地采取了外控点态度的心理策略。——西姆斯和鲍曼的那项调查就是基于罗特对内控点和外控点的研究。简言之，所谓内控点（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是指人们把自身行为的后果归于内因（比如性格、技能），外控点（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恰恰相反，是指人们把自身行为的后果归于外因（比如命运或他人的影响）。（Rotter，J. B.，1966）阿拉巴马州的居民显然外控水平较高，伊利诺伊州的居民则是内控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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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并不适宜应用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但罗特的一个结论对我们理解庄子的“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有一些参考价值：文化差异、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父母的养育方式是一个人形成内、外控制倾向的三个最有可能的原因，其中，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往往会有更大的外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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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很适合用行为主义理论来做解释。如果你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种田，你很容易就会得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经验，你会相信，要想多收获，就要多耕耘，只要多耕耘，就会多收获。如果你是一名赌徒，你绝不会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内控点上只会习得五花八门的迷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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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塞里格曼和斯蒂文·梅尔以狗为被试做过一系列经典实验，发现狗在接受过一连串的完全不由自己控制的电击之后，即便给它们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使它们完全可以控制电击的结束或在电击开始之前就有所警觉而跳到安全地带，但它们还是会轻易放弃，无助地忍受“命运的宰割”，即便有一两次误打误撞地逃过了电击，但这并没有带给它们任何信心和启示，它们还是会回到先前的状态中去；而另一组在一开始的实验中有条件终止电击的狗，在迅速学会了终止电击的方法之后，即便到了新的环境，接受完全不同的电击实验，也会迅速地寻找出脱身之道。（Seligman，M. E. P.，& Maier，S. F.，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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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里格曼由此总结出“习得性无助”的概念，认为一个人即便只是在某一个特定事件上经历过个人努力的频繁受挫，他便会把这种无助感泛化到所有的情境中去，包括那些他完全具有控制力的情境，抑郁地感觉自己只是一颗命运的棋子，一片风中的落叶。这样的人生实在太多，譬如曾经抱持着社会主义梦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囚禁与流放之后，终于相信专制体制是不可推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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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再来想想庄子的意见，“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没错，连罗特都表示了赞同，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判定所谓不可奈何的“命”会不会只是习得性无助的惯性之下的悲观想象呢？——无论如何，沙皇政府总是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同志们不要总是妄想改变环境，不妨学着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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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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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为中国人开创了一个强大的无神论传统，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缺乏信仰，其根源就在周代，而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却展现出复杂到难以计数的神谱，呈现出一种近乎泛滥的多神信仰。但究其本质，周代的无神论倾向和古希腊的多神信仰却是无甚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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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奥林匹斯诸神并不比人高贵多少，虽然男神比男人更英武，女神比女人更妩媚，虽然诸神可以长生不死，但他们吵闹、自私、暴虐，甚至还会见利忘义，其情操反而远远不如人间的英雄。这样的神祇显然很难引起人们的敬畏，而神界的生活看上去也并不比人间的生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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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罗特的理论，我们会发现古希腊的这种信仰特点恰恰是他们的现实处境塑造出来的。希腊是当时希腊人所见的世界上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希腊的自由人生活优裕，对政治事务有着高度的参与性，自然也养成了高度的自信，内控倾向自然很高。周人也是一样的，生活在当时“天下”最发达的地区，其国人大约相当于希腊的公民，同样生活优裕，同样对政治事务有着高度的参与性，内控倾向同样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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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外控倾向较高的社会底层，事情显然就不一样了。古希腊在主流的奥林匹斯诸神信仰之外，还有一种半地下的、被许多人目为邪教的奥尔弗斯教，宣扬灵肉分离、灵魂转世，在抑郁无助的现实生活中把幸福的期许寄托在来生。今天我们熟知的基督教的灵肉分离的理论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其真正源头却是古希腊的奥尔弗斯教，只是其间经过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深化加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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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人和古希腊人不同的是，一神信仰的犹太民族却是从沉重而漫长的苦难里挣扎出来的。他们先后被埃及人奴役，被亚述人、波斯人欺凌，被罗马人统治，如果仅以现世生活为依据来评判一种信仰的价值，犹太民族的这段历史自然有必要和韦伯那部影响深远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参照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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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大仇深的犹太人长久以来都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摩西与上帝在西奈山的立约久久不得实现。追本溯源，这一定是因为祖先的罪孽，所以才要世世代代接受上帝的惩罚与考验，原罪理论很有可能就是因此而诞生的。原罪，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不可奈何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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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犹太人并没有表现出外控倾向所伴随的典型特征，诸如无助感、抑郁、缺乏行动的动机等等，甚至走向了相反的一面，这个问题是罗特无力解释的。威尔顿等人解答了这个问题，提出对于一个外控倾向的人来说，如果外部力量来自于对至上神灵的强烈信仰，他就不易陷入那些消极情绪中去。（Welton，Adkins，Ingle，& Dixon，1996）应该说，信仰为境遇找到了积极的解释，这就很好地解决了认知失谐（cognitive dissonance）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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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失谐理论是费斯廷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提出来的，其灵感来自于1934年发生在印度的一场大地震，在这场地震之后，人们散布着一种恐怖而毫无根据的谣言，说一场更大的地震即将大面积地发生。令费斯廷格不解的是，人们为什么乐于散布这种谣言来增加焦虑呢？随后他若有所悟，这种谣言不是为了增加焦虑，而是为已有的焦虑来做辩护的。地震使人们陷入恐慌，即便是在震区以外的人也会对这种突如其来而不可奈何的天灾心生恐慌，但这种恐慌明明毫无依据，由此而引发了相当程度的心理不适，于是他们散布这种谣言，以证明自己的恐慌是事出有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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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人为了避免或减弱认知失谐，总会给自己的行为或态度以一个“合理化”的解释，（Festinger，L.，& Carlsmith，J. M.，1959）这就是“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这句心灵鸡汤的心理学解释之一例，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说谎的人常常也会被自己的谎言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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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算是一种哲学的解决方案，你处理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事实上，庄子的学说经常被人们用来解决认知失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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