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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70 (87) 参见《魏晋思想的发展》,《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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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72 (88) 汤用彤:《魏晋玄学流派略论》中指出,魏晋玄学与东汉有根本之不同,他说:“魏晋玄学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按:张东荪否认中国有“本体论”(参见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又,俞宣孟教授也反对中国有本体论(参见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9日)。这是由于他们企图用西方本体论学说规范中国哲学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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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74 (89) 《周易注》引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数而数之以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郭象《庄子注》:“夫圣人虽身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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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76 (90) 参见拙作《论知行合一》,收入《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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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78 (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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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80 (92)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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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82 (93) 参见拙作《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上海《学术月刊》1998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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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84 (94) 《朱子语类》,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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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86 (95) 《正蒙·大心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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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91 中国儒学史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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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095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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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101 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前儒家的一些重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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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103 中国儒学史 [:1702022233]
1702023104 第一节 儒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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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106 儒家的产生,当然是以孔子为标志。但儒学史却无法完全从孔子开始撰写,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从传统中建构出来的学派。孔子以为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人,传统以及传统中出现的那些圣贤们是他自己心灵和思想的支撑。后来思想史的描述者,也多注意到儒家思想的产生与传统之间的关联。譬如《庄子·天下》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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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108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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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110 这里的最后一句,分明说的就是儒家。按照《天下》的理解,邹鲁之士、缙绅先生通过明《诗》、《书》、《礼》、《乐》的方式,接续了古之人的道术。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学派。到了汉代,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提出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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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112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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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114 《汉志》从学在官府的前提出发,以为诸子之学皆出于某王官,于是有儒家者流出于司徒,道家者流出于史官,法家者流出于理官,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等说法。这种理解过于拘泥,因此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并不为现当代的学者所看重。胡适曾经专门著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此说法从根本上提出质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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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116 20世纪以来对于儒家思想起源的研究,有两个角度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是着眼于“儒”的身份和职业,二是突出儒家与三代文化之间整体的精神联系。就前一个角度来说,胡适的《说儒》最为著名。从章太炎《原儒》关于“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三名”之说出发,胡适特别注重《说文》关于儒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并进一步去讨论儒服与殷服、儒生的柔弱气质与殷商遗民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儒的起源追溯到殷商的巫祝。而这些巫祝由于亡国的原因,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则演变成为职业的治丧相礼者。胡适的研究引起了充分的讨论,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接受胡适把儒和殷遗民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是让学者充分地注意到儒家之前“儒”者的存在及其工作,以及儒家与儒之间的关系。以钱穆的说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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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118 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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