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23070
(87) 参见《魏晋思想的发展》，《汤用彤全集》第四卷，第112页。
1702023071
1702023072
(88) 汤用彤：《魏晋玄学流派略论》中指出，魏晋玄学与东汉有根本之不同，他说：“魏晋玄学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按：张东荪否认中国有“本体论”（参见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又，俞宣孟教授也反对中国有本体论（参见上海《社会科学报》，2004年9月9日）。这是由于他们企图用西方本体论学说规范中国哲学之故。
1702023073
1702023074
(89) 《周易注》引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数而数之以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郭象《庄子注》：“夫圣人虽身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1702023075
1702023076
(90) 参见拙作《论知行合一》，收入《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中，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702023077
1702023078
(9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页。
1702023079
1702023080
(92)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社会分工的现象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而增长，一切社会财富的资源都会充分地涌现出来，……只有在那时候，才能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观点，社会才能把‘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页）
1702023081
1702023082
(93) 参见拙作《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上海《学术月刊》1998年增刊。
1702023083
1702023084
(94) 《朱子语类》，第135页。
1702023085
1702023086
(95) 《正蒙·大心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
1702023087
1702023088
1702023089
1702023090
1702023091
中国儒学史 注释
1702023092
1702023093
□□□□□
1702023094
1702023095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1702023096
1702023097
1702023098
1702023099
1702023101
中国儒学史 第一章 前儒家的一些重要观念
1702023102
1702023104
第一节 儒家的起源
1702023105
1702023106
儒家的产生，当然是以孔子为标志。但儒学史却无法完全从孔子开始撰写，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从传统中建构出来的学派。孔子以为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人，传统以及传统中出现的那些圣贤们是他自己心灵和思想的支撑。后来思想史的描述者，也多注意到儒家思想的产生与传统之间的关联。譬如《庄子·天下》篇称：
1702023107
1702023108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1702023109
1702023110
这里的最后一句，分明说的就是儒家。按照《天下》的理解，邹鲁之士、缙绅先生通过明《诗》、《书》、《礼》、《乐》的方式，接续了古之人的道术。也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学派。到了汉代，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提出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的说法：
1702023111
1702023112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1702023113
1702023114
《汉志》从学在官府的前提出发，以为诸子之学皆出于某王官，于是有儒家者流出于司徒，道家者流出于史官，法家者流出于理官，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等说法。这种理解过于拘泥，因此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并不为现当代的学者所看重。胡适曾经专门著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此说法从根本上提出质疑。(1)
1702023115
1702023116
20世纪以来对于儒家思想起源的研究，有两个角度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是着眼于“儒”的身份和职业，二是突出儒家与三代文化之间整体的精神联系。就前一个角度来说，胡适的《说儒》最为著名。从章太炎《原儒》关于“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三名”之说出发，胡适特别注重《说文》关于儒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并进一步去讨论儒服与殷服、儒生的柔弱气质与殷商遗民之间的关系，从而把儒的起源追溯到殷商的巫祝。而这些巫祝由于亡国的原因，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则演变成为职业的治丧相礼者。胡适的研究引起了充分的讨论，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接受胡适把儒和殷遗民结合起来的做法，但是让学者充分地注意到儒家之前“儒”者的存在及其工作，以及儒家与儒之间的关系。以钱穆的说法为例：
1702023117
1702023118
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2)
1702023119
[
上一页 ]
[ :1.702023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