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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284 《大雅·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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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286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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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288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在德与天的这种联系之中,古代思想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天(或者上帝)的权威仍然延续着,但这种权威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天不再是一个任意的发号施令者,必须遵循着某种条件,而这个条件就是德。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的发展,以德释天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义理之天的出现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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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290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德的力量仍然在积聚着,并且在不同的角度中展开。从超越的天和鬼神,到作为人间秩序的礼,以及个人的品质,德弥漫在前所未有的领域之中。天的德义化进行仍然继续着,以《左传·宣公三年》的一段记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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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292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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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294 王孙满的言论涉及到的是对政权的理解。鼎不过是政权的象征,对于政权而言,其真正的基础“在德不在鼎”。夏因为有德,方赢得天下。桀有昏德,导致鼎迁于商。而商纣暴虐,鼎又迁于周。今周德虽衰,但天命未改,因此周之天下他人不能觊觎。从这段话来看,德与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德作为政权基础的看法已经成为常识,但仍然不能忽视的是德与天命之间的张力,提醒我们它们仍然是两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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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296 德的因素同样地渗透到对鬼神的理解之中。我们知道,鬼神其实是作为天或上帝的关系者而存在的。因此对天的理解当然会影响到对鬼神的理解。《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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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298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听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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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00 类似的记载也见于《国语·周语上》。鬼神的存在仍然被肯定着,不仅如此,它的出现还预示着国家的兴亡。但国家的兴亡并不取决于鬼神,如“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所揭示的,兴亡的决定因素在于君主之德或者恶,明神不过是起着见证和象征的作用。在这里,鬼神被描述为可以把握和理解的存在,是“聪明正直而一者也”,是依人而行的。在《僖公五年》的一段记载中,这种“依人而行”又进一步地被提炼为“惟德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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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02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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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04 这段论述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德”的宣言。在宫之奇看来,宗族、鬼神等因素都不能成为政权的根基,真正可以成为这个根基的是德。他引《周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不易物,惟德系物”的说法,来说明天和鬼神之所依在德,民之所系也在德。这种理解,实际上是把天命和民心安放在德的观念之上。由此,德的观念也就内在地包含了对民的安顿之义。史嚣“国将兴,听于民”的说法绝不是孤立的声音,《左传·桓公六年》记载季梁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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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06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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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08 先民而后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这才是德之馨香。如果再结合《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富辰“太上以德抚民”,《文公八年》郤缺“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等说法,可以说德和民的连接已经成为春秋时期贵族精英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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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10 德落实到实际的秩序中,便是所谓的礼。周公本着“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的理念,重新制作了周礼,使得礼贯注着德的精神。以《左传·桓公二年》的一段记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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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12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革咅,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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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14 在臧哀伯看来,君主最重要的乃是昭其令德。先王之礼都是令德的体现,如清庙茅屋等是昭其俭,衮、冕、黻、珽是昭其度等,“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这一说法,体现的正是德和礼之间的同一性,以及德对于君主而言的重要。因此,昭其令德也就表现为依礼而行。关于礼的问题,后文有专门的讨论,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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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16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德在从西周到春秋的时代已经成为人格评价的最重要标准。与此相关,吉德和凶德的区分也逐渐明确。“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左传·文公十八年》),有吉德者则举之,行凶德者则去之。太史克提到高阳氏之才子八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之才子八人,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舜举八恺主后土,举八元布五教。至于好行凶德的混敦、穷奇、梼杌、饕餮,虽然贵为帝王之后,则流放之,投诸四裔。这种历史的叙述其指向无疑是现实的,实际上是为当下的政治实践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它意味着德而不是血缘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可否举用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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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18 从以上可见,自西周以降一直到春秋时期,德的观念几乎弥漫在一切的领域之中,成为意义和价值的核心,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之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子产致范宣子书中有如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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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20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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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22 德乃是国家之基,令名之本,安乐之原。它也是真正可以让人不朽之物。范宣子和叔孙豹之间关于不朽的对话让我们更能体会到德的观念在这个世界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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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24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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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26 所谓不朽,并非指世禄而言,那不过是权力、地位和血缘的延续。真正让人不朽的是德,其次是功和言。这种对话,反映出的是价值观的改变,以及德在此种价值观念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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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3328 随着德走上思想世界的中心,各种各样积极的价值都和它联系了起来。根据陈来先生的统计,仅在《国语》中,就有六德、五德、四德、三德、十一德、十二德等不同的说法或概括。如《鲁语下》的六德指咨、询、度、诹、谋、周;《周语》上的四德指忠、仁、信、义;《周语下》的五德指义、祥、仁、顺、正;《晋语二》的三德指仁、知、勇;《晋语七》四德指知、仁、勇、学。《楚语下》六德指信、仁、知、勇、衷、周等。(9)这些提法足以表明德在此时期价值体系中所具有的核心和统摄地位,并且帮助我们理解儒家思想产生的土壤。以孔子多次提及,在《中庸》中被称为三达德的“知、仁、勇”为例,春秋时期就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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