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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洪范，即指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法则。此根本的法则分成九类，乃是天所赐予禹者。禹正是凭借此洪范九畴，平水土，奠山川。而其父亲鲧则是因为没有得到天之所赐，因治水失败而被惩罚。这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天的意志是人事成败的关键；另一方面，此天的意志已经通过法则的形式更确定地表现出来，洪范九畴的实践，就是对于天意的遵循。在这种理解之下，天道等观念的出现已经是必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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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古代天之观念的时候，天命和天道的分疏是该引起注意的。《尚书》和《诗经》等比较早的文献中，我们基本上看到的是天命一词。命的基本意义是令，所以天命是指天的命令或意志。它可以决定人间的诸种事务，大到王权的转移，小到人之贵贱死生。天道一词的出现显然要晚得多，其流行开来，应该是在春秋时期。其意义大概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和日月星辰等的运行有关，指它们运行的法则；二是抛开天象，一般地讲天的意志或安排。前一层意思比较早的使用者主要集中在史官的群体，这大概与其观察天象的职责有关。因其职业的特点，史官逐渐形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习惯。如《左传·昭公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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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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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灶完全是以火星和岁星等星象判断陈国的命运。其所谓天道，即是隐藏在天象后面的法则，此法则与数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左传·昭公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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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王问于苌弘曰：“今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楚将有之，然壅也。岁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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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根据岁星的位置论诸侯之吉凶，所谓天道，即体现在岁星所处的位置以及其与诸侯国的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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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天道的观念在春秋时期一直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国语·周语下》记单子预言晋将有乱，鲁侯问其预言的根据是天道，还是人故？单子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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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君之容而听三郤之语矣，殆必祸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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瞽史常言天道，并以之论人事之吉凶。至于单子，则是根据人之德行来论人事吉凶，体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子产那里表现的更加明显，《左传·昭公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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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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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说法，实际上是拒绝从天道的角度来论人道。这里所谓的天道，当然是立足于天象以及占星术的基础之上。必须指出的是，子产并不是要否定天的权威，他只是不相信天的权威通过天象表现出来。结合子产另外的言论，我们可以了解他对于天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尊重。不过天之经在人的世界是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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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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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天的权威就转化为礼的权威。是人的德行以及人间秩序而不是天象，才决定着人的命运。就子产把天理解为秩序的源头而言，其思路与《洪范》有一致之处，但子产所论表现出更多的人文理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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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奠基于天象之上的天道是与善恶无关的。比较起来，天象之外的天道观念表现出更多的德义化的色彩，与善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国语·周语中》：“天道赏善而罚淫。”《晋语六》：“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这些说法所揭示出的天道都与善密不可分。这种理解很显然与德的兴起有关，使得天与德之间呈现出一种既紧张又统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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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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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周初开始，德在古代的思想世界中就开始占据核心的地位。从《诗》、《书》可见，周人把德视为最重要的和人相关的品质，同时也是赢得天之眷顾的依据。这种理解是否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代，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尧典》说尧“克明俊德”，《舜典》云舜“玄德升闻”，《左传·庄公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但学者一般认为，包括《尧典》在内的《尚书》中的《虞夏书》部分基本上出自于周人的叙述。果真如此的话，这部分中出现的“德”的观念也许是周人的想法在古代的投射。一些文字学家认为，在甲骨文中出现了“德”字。这表明至少在商代，德的观念已经非常明确地提了出来，但它在当时思想世界的地位也许没有后来那么突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诗经》中的《商颂》五篇，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德字。这五篇一般认为是作为殷遗民的宋人所作，在西周德的观念很流行的情况之下，德字在这些作品中的缺失或许不是偶然的，如果和殷人的观念有关，那就可以反证德的观念和周人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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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对德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和对殷周革命的反省有关，并且有一个提炼的过程。天命从大邦殷到小邦周的转移，武王的克商，需要一个充分的解释，才有利于天下的稳定。在最初的时候，周人强调更多的是纣王的暴虐引起上帝的愤怒，于是命周人讨伐之。请看分别出自《泰誓》三篇的如下三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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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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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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