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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和汤武虽然同属圣王之列，但儒家对于他们还是进行了某种高下的区分。孔子评舜乐《韶》以为“尽美矣，又尽善也”，武王之乐《武》则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其中的大义是很清楚的。孟子继续着孔子的看法，一则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再则说：“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上》）同样表达着尧舜高于汤武的态度。这种区分的背后当然是某种价值观。汤武革命，虽然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但此种革命以流血而不是禅让的方式完成，终究要面临着以臣弑君的诟病。以臣子的立场，总会对此觉得不安，《仲虺之诰》记载：“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无论该段文字是否实录，都把汤的心态惟妙惟肖地描述了出来。其实这不仅是汤的心态，也是世人的心态。而对于后世的君主而言，汤武的故事总会让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某种威胁。《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向孟子提问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回答说：“于传有之。”齐宣王进一步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辩护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种辩护虽然有它的道理在，但总觉得有些勉强的气息。至少对于已经掌握权力的君主来说，汤武革命可以说是一把双面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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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构成了圣王的第三种类型。作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太傅，周公虽然是周初统治集团内的核心人物，但并不具有天子或王的身份。历史上曾经有周公称王后还政于成王的说法，学者对此聚讼纷纭。显然是周公之成为圣王谱系中的一员，并不是由于其暧昧不清的王的身份。其理由一方面如孟子所说是“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另一方面则是所谓的制礼作乐。就前者来说，武王得天下不久后驾崩，成王年幼，管叔蔡叔联合东夷之人叛乱，端赖周公之力，天下才得以稳定下来。这当然是周公政治上的一大功绩，并使之具有周民族英雄和王者师的地位。就后者而论，《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鲁大史克的话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礼记·明堂位》亦云：“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就我们所知道的，礼乐秩序并不始于周代，儒家经常讲三代或四代之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按照这个说法，周礼是在因袭了夏殷两代之礼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但从周人一再强调的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来看，在因袭之中，一定包含着某些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或许包含着某些制度或者仪式性的东西，但最重要的，该是对礼乐精神的根本理解。如大史克所说的，周公制礼的精神乃是“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这里最重要的四个字是德、事、功、民。德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构成了“则”即礼乐秩序的根据，此德是面向事功的，而事功的核心是食民，不是事神。从这里来看，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已经摆脱了早期以祭祀为主的事神的模式，而转向了以德政为主的保民的模式。这个改变是剧烈而根本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公才成为“制礼作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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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王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被称为圣、贤或者仁人等的人物，如伊尹、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柳下惠等。其中伊尹、微子都见于《尚书》。伊尹为汤相，《尚书》中《伊训》、《太甲》、《咸有一德》几篇都与其有关。《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叔向之语，提及“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微子当纣之时，进谏不成而去之，《尚书》中有《微子》和《微子之命》，周代殷后被封于宋。柳下惠即展禽，鲁公族之后，《国语·鲁语上》曾记其言，其中因臧文仲祭海鸟爰居而论祭祀一段非常著名。这些人物经常被孔子、孟子等儒者所称引，同样具有生命典范的意义。而且由于其非帝王的身份，似乎有着和儒者更近的距离。从《论语》中可见，孔子对这些人物经常会提及，并充满敬意。《微子》篇有比较集中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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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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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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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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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评价中可知，儒家的仁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样式。微子之去、比干之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虽有不同，其归于仁则一也。而孔子自己的选择是无可无不可，与时进退，所以孟子称之为“圣之时者也”。就孟子而言，他经常称道的人物是伊尹、伯夷和柳下惠。他们都是圣人，而其为圣的理由并不相同。伊尹是圣之任者也，伯夷是圣之清者也，而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这些不同的圣人分别体现了儒者的某种品质，伊尹是承担的楷模，伯夷是不同流合污的典型，柳下惠则是与人相处的模范。这些品质之间有时候是矛盾的，但对儒者而言又是必须的，所以分别承载在不同的生命形象之中。圣贤们的存在，既丰富了儒家的生活世界和生命选择，同时，他们和圣王一起成为儒家思想现实性的重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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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91－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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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钱穆：《古史辨第四册钱序》，载于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钱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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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阎步克：《乐师与史官》，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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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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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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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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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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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敦康：《宗教·哲学·伦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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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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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卷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8－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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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左传·襄公十年》：“宋公享晋候于楚丘，请以《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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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儒家和传统之间的本质关联。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在这种关联之中的精神上的转变。而这种关联的一个重要媒介是教育，有周一代贵族教育的课本同时就是儒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从形式上来说，与此前并无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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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诗》、《书》在春秋时代被称引的情形，学者有着丰富的讨论，晚近的研究可以参考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第161-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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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系辞传》提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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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实，尧、舜、禹的禅让说在历史上很早就遇到质疑，法家就不承认禅让的存在，《韩非子·说疑》有“舜逼尧，禹逼舜”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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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吕氏春秋·异用》：“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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