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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长》篇曾经记载了让读者直接了解孔子心志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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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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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由子路和颜回的言志开始，引出孔子的想法。三者所说虽然不同，但其中包含着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对他人存在的承认和关切。对于尚勇的子路来说，是和朋友在财物上的分享，体现着其一贯的侠义之风。比较起来，颜回由于更关注他人的感受，因此表现为在自律方面的强调。孔子更进一步，他希望能够帮助安顿他人的生命。“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语虽平实，但其中充满的却是孔子的人类情怀，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他人的使命和责任。作为群的存在，人的生存不仅仅是孤立的，而是和他人之间有着内在和本质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人不能仅仅是自为的，必须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本质联系，并在生活中确认这种联系。对他人的安顿就是对自己的安顿，这是一回事。我们再看一段孔子和子路讨论君子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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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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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修己而安人而安百姓，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生命在群之中的展开。君子永远不会满足于单纯的修己，修己只是个开始，承担对于他人责任的开始。修己是指向着安人和安百姓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学》八条目的雏形。八条目的核心，乃是“修身为本”，而修身的方向，则是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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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君子的这种理解，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孔子和儒家生命中的重要内容。孔门的教育包含着四科，其中有专门的“政事”一科，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另外的三科——德行、言语和文学——与政治无关。实际上，它们也都是政治世界的一部分。列于政事科的弟子代表是冉有和季路，他们显然具备在此方面的突出能力以及热情。冉有曾经如此表达过自己的志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先进》）孔子对其能力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为“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公冶长》）。果然，冉求一度成为“季氏宰”，负责管理鲁国最重要的公族季氏的政务。子路也出任过卫“蒲大夫”以及“季氏宰”，其志向是“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孔子哂之。”（《先进》）“哂之”是微笑的表情，似乎表示孔子某种程度上的认可。在《公冶长》中，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也相当肯定子路的政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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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记载弟子及时人的问学，包括诸方面，譬如问政、问仁、问礼、问君子、问士、问孝、问知、问友、问事君、问为邦等等，比较起来，问政的内容几乎是最多的。初步的统计，直接向孔子问过政的就有季康子、子张、子路、子夏、仲弓、子贡、叶公、齐景公等，有的还不只一次。如果把事实上的问政都包括在内，如颜渊的问为邦等，那么这一范围会扩大很多，包括冉有、哀公、定公等。这一事实表明：第一，孔子本身具有丰富的为政知识和政治热情，这才会有时人及弟子的请教；第二，孔门弟子具有强烈的政治冲动；第三，孔子的交游几乎都在政治世界，从这也能看出其关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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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来看孔门“仕”的冲动，就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无论是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命历程，还是着眼于其思想的范围，我们都可以了解“仕”的紧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孔门的教育，是以出仕为直接目的的。(1)子夏所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透露出学和仕之间的密切关系。孔子的一生，一直汲汲以求用，并在中年之后获得过短暂的机会。先是在鲁定公九年成为中都宰，并于次年成为司空和大司寇，相定公与齐夹谷之会。定公十二年，提出堕三都的主张，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孔子在鲁国的仕途由此结束，于定公十三年开始了他十多年的周游生活，并在卫国和陈国有过出仕的经历。周游的艰辛和坎坷是很难想象的，畏于匡，伐树于宋，厄于陈蔡之间，即便是出仕的时候，也并不如意。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也有过灰心的感受，“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如此的执著呢？下面的记载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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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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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乃是和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在隐者冲击之下对仕展开的新理解。仕不仅仅是通过获得某种政治身份进而参与政治活动，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代表的是对于他人和人类的使命与责任。这是作为一个人尤其是君子必须具有的使命和责任。如隐者般对仕的逃避貌似高洁，实际上却是对于大伦的破坏，因此也是对于生活本质的破坏。在阅读《论语》的时候，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孔子并不是一个故作清高的人，并不会因为这个世界的污浊就拒绝进入。他甚至把自己比做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虽然有出仕的原则，但出仕的热情有时候也难免会引起他人甚至弟子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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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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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山弗扰乃季氏私邑费之宰，其叛乱之事见载于《左传·定公八年》。一个叛臣的见召竟然让孔子动心，这引起了子路的强烈不满。孔子对此的辩护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关心的只是实现自己的理想，经常感受到的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冲动。这种冲动甚至会让他愿意和并不美好的现实之间实现妥协。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另外的一个场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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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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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肸乃晋范氏之臣，鲁定公十三年，赵氏攻范氏中行氏，迫其出奔。佛肸以中牟叛赵氏，召孔子。落寞的孔子同样地为之心动，这种心动可以看作是道想要把自身落实到现实世界之中的冲动。也同样是子路，阻止了孔子的这种冲动。的确，怀抱着要把善落实到人间的想法，却为了一个不善的人出仕，似乎是很矛盾的举动。但是，孔子太想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身了，他不愿意成为一个“系而不食”的匏瓜，孤悬在这个世界之上。他想落实，把道落实到这个世界，把理想落实到自己现实的生命中。因此，他的某些举动在他人看来也许显得过于迫切，《宪问》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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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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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熟悉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的教导，但是在微生亩的眼中，孔子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依靠着甜言蜜语（为佞）来寻找出仕的机会。孔子的辩护看起来是没有力量的，“疾固也”，即追求变通，在某些人看来也许就是不择手段的投机。与此相关的最著名的事件当然是“子见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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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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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事，《史记·孔子世家》有很详细的记载。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有淫行，但很受灵公的宠爱。欲见孔子，孔子不能辞，不得已而见之。无论如何，这次会见被看作是孔子想要通过“走后门”的方式以求出仕的行为。又是忠实的弟子子路，对此表现了强烈的不满，甚至是谴责。孔子则通过发誓的方式来澄清自己的心志。如我们知道的，发誓乃是证明自己的最后手段，读者可以想象孔子当时所受到的巨大压力。从这种压力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孔子生命中的矛盾：行道的热切愿望和无奈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来了，《阳货》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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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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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即阳虎，乃是季氏的家臣，却长期执掌季氏的政事。《左传·定公五年》曾经记载其囚季桓子之事，俨然凌驾于主人之上。孔子对此人，尚需虚与委蛇，表达欲仕的想法，其他更可想而知。实际的政治和理想之间的距离，是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对此，孔门政事科的弟子冉有和子路应该有更多真切的感受。在孔子弟子中，冉有被孔子批评的次数是最多的。《论语》中就有若千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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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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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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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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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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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个例子中，冉有所辅佐的季氏的作为都和礼之间存在着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作为实际的政治事务参与者，冉有可以充分地感受到权力的力量，以及在这种力量之下不得已进行的妥协。“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说出了权力和儒者之间的分歧，但这种分歧最后是以儒者服从于权力来解决的。孔子的批评可以看作是政治理想对于从政现实的批评。如我们前面可以看到的，孔子对冉有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自己的行为就无可指摘。事实上，只要你踏入了政治世界，理想的东西就会逐渐地退场，并突显出道在这个世界中落实的艰难。道和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经常以拥有道的一方对于权力的妥协来结束。孔子、冉有、子路等的从政经历可以看作是儒家最早的政治实践，开启了后来儒家和政治权力之间复杂关系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