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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九节 《论语》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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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由于该书直接记载孔子的言行，且具有极大的可靠性，在儒家文献中的地位自然十分重要。所以从汉代起，就作为经书的辅翼，与“六经”并行。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除著录“六经”之外，附列的三种书，其中之一就是《论语》。(18)同时，经师治《论语》者也有很多。汉代流行的《论语》，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来源：一个是鲁《论》，鲁人所传；一个是齐《论》，齐人所传；一个是古《论》，为武帝末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19)比较起来，三种传本各各不同，鲁《论》和齐《论》虽同属今文，但差别也较大，后者多出两篇，一篇是《问王》，(20)一篇是《知道》，所以总共为二十二篇。古《论》与鲁《论》接近，不过把后者的最后一篇《尧曰》分作两篇，所以虽然是二十一篇，但与鲁论二十篇的规模并无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篇次上，古《论》与鲁《论》和齐《论》不同。何晏《论语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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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两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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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篇次不同，据皇侃《义疏叙》所说，如古文中“《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21)古文虽发现于武帝时，但其年代，无疑可追溯至战国，与齐鲁《论》类似。这说明战国时期，尽管《论语》的规模和篇次并未固定，但从大的方面说，仍然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今所流传的《论语》二十篇，乃东汉时张禹以鲁《论》为主，参考齐《论》整理的结果，当时号曰“张侯论”。(2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论语》的编辑，直到此时方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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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文要讨论的《论语》的编辑，重点并不在于这整个的过程，而主要是着眼于它最初的结集。如上所说，汉代的《论语》，虽然有不同的传本，也经过了重新的整理，但是其规模相对固定，且有较明确的线索可寻。比较而言，战国时期《论语》的结集和编纂就显得模糊不清。前人对此就有众多歧异的说法，我们在考察这些意见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出土文献所提供的新的线索，尝试着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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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古书多非作于一时，也非成于一人之手，这已经是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论语》就更是如此。如上述班固的说法，《论语》乃是众多门人将孔子弟子们所记载的一些文字编纂在一起的结果。但具体是哪些人所为，后世有多种说法。(23)较早的如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他特别提出了三个人的名字，其根据何在，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是推测之辞，所以又加上“等”字以示众多。其后学者多沿袭此说，或稍为之变通。如《论语崇爵谶》认为是“子夏六十四人”，纬书中多喜用神秘数字，六十四自然也属于此例，并无实际意义。傅玄《傅子》则说是“仲弓之徒”。总之，这都是本郑玄以为说。也有学者另外指出一些线索，如柳宗元《论语辨》，指出《论语》中屡称“曾子”。“子”为弟子对本师之尊称，所以《论语》当出于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子思之徒。程子、朱子沿此思路，以为《学而》称有子、曾子，所以当出于二子之门人。胡寅《论语详解》、赵顺孙《四书纂疏》都认为《宪问》篇第一句“宪问耻”不书姓，直接称呼名字，所以可能是原宪所记。可以看出，越到后来，关于《论语》作者的讨论，就越加细致，由整部书而具体到某一篇了。俗云后出转精，这话用到这里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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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在评议诸说的时候，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其提到柳宗元和程朱之说时，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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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考《论语》之称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闵子骞皆书字，而《先进》篇一称闵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书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称冉子。则意书字者，为弟子所记。书子者，为三子之弟子所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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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推演前人之说，以补前人之缺。据此，则可知《论语》中除孔子外，其弟子辈中曾被称“子”者前后计有有子、曾子、闵子、冉子四人，余皆称其名字。在此基础上，关于《论语》的作者，刘宝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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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论语》之作，不出一人，故语多重见。而编辑成书，则由仲弓、子游、子夏，首为商定。故传《论语》者，能知三子之名。郑君习闻其说，故于序标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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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又回到了郑玄的旧说，其实却有了很多不同。值得注意者，刘氏这里关于《论语》的作者，实际上是区分为两类：一是“作”，一是“编”。“作者”众多，“编者”则为仲弓、子游、子夏。其所谓“作”，有时是指一篇甚至一章而言，所谓“编”，是指将多章结集成篇，以及多篇结集成书。《论语正义》注首篇“学而”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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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子时，诸弟子撰记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语而前后篇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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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更加明白，《论语》的各篇，应该是出于不同弟子之手。他强调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各篇中或有重复的文字。此点对于研究《论语》的编纂非常重要，稍后会专门论及。惟其关于编者为孔子弟子之说，虽是继承旧说，但未必妥当。如《泰伯》篇中已经记载了曾子之死，曾子于孔门弟子中属于晚辈，其去世之时，孔子弟子恐怕已荡然无存，所以将《论语》的最后编者归于弟子辈，应该不能成立，我们后面也会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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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楠之后，关于《论语》编纂的讨论，不少学者又提出许多新的看法。如关于《论语》的编辑，梁启超就提出可能也历经不同的时期。他特别提出后面五篇来，认为与前面不同，应属后人附益等。后五篇的问题，崔述已经注意到，并指出除《子张》篇外，可能都是后人所续入。这应该是梁启超说之所本。而比较系统的讨论，则见于钱穆《论语要略》、胡志奎《论语辨证》和曾秀景《论语古注辑考》等书中。曾书后出，在钱、胡之基础上，于该书绪论部分的第二章专门讨论《论语》的作者、编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曾先生收集了许多前人的说法，并特别提出应注意以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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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具备一个观念，那就是：《论语》是由若干片断的篇章集合体；其次，我们必须具备另一个观念，那就是：《论语》既然是一个篇章集合体，那么，它的作者必非只有一个人。第三，我们必须具备另一个观念是：《论语》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同一篇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片断的篇章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手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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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是值得重视的，虽然其中也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们后面会提到。在另外的地方，他还提醒我们注意作者和编者的区别。如上所述，这也是刘宝楠注意的问题。曾先生提到的《论语》作者，主要有子张、琴牢、原宪、曾子的学生和闵子的学生等。不过，这些是否能称为《论语》的作者，是大有疑问的。关于作者和编者的区分，其实应该做进一步的解释。就“《论语》”来说，如果我们说有“作者”的话，那么这个“作者”只能是“编者”，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人。如曾先生所说，《论语》由若干片断的篇章组成，这些片段的篇章只能算是《论语》的素材，这些素材当然由众多的人记载下来。但当他们记载的时候，也许原本并没有要编《论语》的想法。在他们那里，这只是些素材而已。这些片断之所以成了《论语》的一部分，完全是因为编者的缘故。所以，我觉得曾先生关于《论语》作者和编者的区分，严格的说，应该是《论语》素材的来源和《论语》编者（作者）的区分。这样说，也许会更清楚一些。这个区分，也是我们讨论《论语》编纂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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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部材料来源复杂、也许是多人编纂而成的著作来说，出现一些不一致的现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些不一致可以是文体的差异，文字的重复，甚至思想的冲突，等等。它们往往是我们推测这些材料的不同来源甚至编者身份的线索和依据。就《论语》而言，这种不一致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我们可以先从最引人注意的文字重复现象开始。如果依照严格的标准，这种文字的重复在《论语》中共有五例，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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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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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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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而》：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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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罕》：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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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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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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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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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问》：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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