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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雍也》：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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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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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重复的文字对于我们理解《论语》一书的重要性是公认的，在前引刘宝楠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它被看作是说明“《论语》之作，不出一人”的理由。这个认识毫无疑问是可以被接受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注意以下的几点，就是对于那些重复的文字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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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们绝不出于同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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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们都是孔子之语，以“子曰”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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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们都不是出现在对话的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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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点对于理解上述的结论是有帮助的。就第一点说，这有助于我们对《论语》进行以篇为单位的考察。如前人已经指出，也为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证实的看法，我们现在视为整体的古书往往是单篇流传的，而其背后的东西则是，每一篇可能都有不同的来源。对于《论语》而言，这也意味着有不同的作者（或者编者）。如上所述，刘宝楠等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并没有得到现代学者的强调。重复的文字不出于同一篇的事实，表明就每一篇而言，由于其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或编者，所以其内部至少保持着某种形式上的统一性。同时，出现重复文字的两篇则有相当大的可能是分别结集的，也就是说，编者之间并没有密切的沟通。我们应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有重复文字的各篇之间的关系，看看它们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有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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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以《学而》和《里仁》为例。与《里仁》篇相比，《学而》篇所记的孔子话中还多出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的内容。这应该是“传闻异辞”的结果，没有太多的研究价值。从形式上看，《里仁》篇共包括二十六章，其中前面二十五章都以“子曰”开头，表明是记载孔子的话。只有最后一章是“子游曰”。这种安排有没有特别的意义？我觉得是有的。从前的儒者们曾经处理过类似的问题。譬如《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和子游的对话，一般认为这是子游氏之儒的作品。《大学》中提到曾子，就认为是曾子门人所作。由这个思路来看，《里仁》这一篇会不会也和子游或者子游氏之儒有着密切的关系呢？因为把子游的话附在孔子之后，一方面固然是谦虚，另一方面也有暗示此人是孔子传人的味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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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学而》篇在形式上要杂乱的多。全篇十六章中，“子曰”开头的只有八章，其余则是弟子们的话。这之中，“有子曰”三章，“曾子曰”两章，子贡和孔子的对话一章，“子夏曰”一章，还有子禽和子贡的对话一章。前人都已经注意到该篇称有若和曾参为“有子”“曾子”，与称呼“子夏”“子贡”不同，所以怀疑是“有子”“曾子”的弟子所编。这应该是一种可能的情况。但是形式上的杂乱并不影响该篇在主题上有某种统一性。仔细分析可以看出，首章的内容正是该篇的主题。这篇的首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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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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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有三句话，分别说三个意思。一是学习；二是朋友；三是不知而不愠。这些内容在以下诸章中，都有涉及到。如直接论到“学习”的，有六章。其中第四章记曾子的话，有“传不习乎”之语。第六章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第七章是“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第八章是“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十四章是“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十五章虽然没有“学习”二字，探讨的却是学习的方法。孔门学习的内容，若依“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的说法来看，共有四个方面。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该篇论“学”的章节还不限于此，而且四个方面都有涉及到。“学文”在第四章已见。“行”主要是指“德”的实践，如仁义礼等，在多章中都有提及。“忠”和“信”则见于第四、五、六、七、八和十三各章。学习之外是朋友，儒家很注重朋友一伦，第四章曾子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第七章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第八章子曰“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都是关于朋友之道的。其实朋友之道也和“学”不无关系，如“无友不如己者”一句所示，交友的目的是要求“学”的进步。第三是不知而不愠，见于最后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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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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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与首章末句“人不知而不愠”相应，也可以说“学”的态度。如果说这里面没有编者的存在，我是不会相信的，恐怕大部分读者也不会相信。大体说来，《学而》篇的宗旨确是以论学为主，而辅之以朋友之道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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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头来看《里仁》篇，明显与此是不同的。如上所述，该篇在形式上非常整齐，而且很可能是子游氏之儒编辑而成。在章节的排列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有整齐的规则可寻。如第一到第七章，全部讨论与“仁”有关的问题，而以后的十九章，竟无一处出现“仁”字。第八到第十七章，以“道”为主线，集中论述义和礼。第十八到第二十一章是论事父母之道。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四章，则是关于言行的问题。最后两章论朋友。这个现象表明，每篇之中各章的顺序在《论语》中并不是无所谓的，这种顺序都体现着某种想法，因此一定是出于编者有意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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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学而》篇和《里仁》篇的编辑原则是不同的。《学而》篇是以首章为中心，收集与之有关的材料汇编而成。所以它的来源比较杂，体现在人物上，就有孔子、有子、曾子、子贡、子夏和子禽。《里仁》篇则不同，它大概是以子游之所闻为中心，将材料按问题来归类，编辑在一起。所以每个问题的材料都相对集中，同时提到的人物非常单纯，除了孔子，就是子游。而且，碰巧的是，《学而》篇中没有出现子游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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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里仁》篇的内容都出自子游之所闻，那么，它和《学而》篇重复的那句话是否就可以看作是《学而》篇取自于《里仁》或者子游的呢？问题好像没有这么简单。这也是我们在前面提醒大家注意的三点之中后面两点的意义。重要的是，这些重复的文字都是孔子的话，而且不是出现在对话的语境中。这表明孔子的这些话可能是出现在公共的场合，而不是私人的对话中，所以它有可能被不同的弟子所记录。也就是说，子游固然记录了下来，子夏或者其他什么人也可能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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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沿着同样的思路，我们应该怀疑为什么重复的文字会这么少？可能的解释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个是如果当时弟子们真的是有计划编纂一本书的话，那么大致的分工就可以避免太多的重复；另一个是《论语》的最后编纂者对重复的文字已经进行了处理，我们现在看到的几处不过是漏网之鱼。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因为若如班固所说，是“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话（《汉书·艺文志》），就存在着编纂工作中既分工又合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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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各篇之间的重复现象对我们研究《论语》的编纂有很大的帮助。它至少表明，《论语》的编者并非一人，而可能是一个编纂的团体。这些有重复内容的篇之间很可能出于不同的编者，这样，我们虽然不确切知道哪些人编纂了哪些篇，但可以推知哪些篇不出于同一个编者。也就是说：第一，《学而》与《里仁》、《子罕》、《阳货》；第二，《泰伯》和《宪问》；第三，《雍也》和《颜渊》，它们应该出于不同的编者。也许我们可以按此线索把《论语》分成不同的小组来分析出可能的分类。不过，这个工作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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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的文字之外，体例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不同的篇中。典型者如对孔子言论的记载，就有“子曰”和“孔子曰”的不同。“子”本是古代男子之通称，刘宝楠《论语正义》说：“尊卑皆得称子，故此孔子门人称师亦曰子也。邢疏云：‘书传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圣德著闻，师范来世，不须言其氏，人尽知之故也。’”（《论语正义·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条）这是说《论语》中的“子曰”都是“孔子曰”的意思，所谓邢疏是指宋代邢昺的《论语疏》。弟子称师为“子”，讳去姓氏，也有尊重之意。如果加上姓氏的话，一般在姓氏之前又加“子”字，如文献中常见的“子墨子”、“子列子”之类。《论语》中的材料因为多半为孔子弟子所记，所以称“子曰”者最多。至于“孔子曰”的例子，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弟子所记孔子与弟子以外时人之问答，如《八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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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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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回答鲁定公的问题，当为弟子所追记。孔子和别人谈过话以后，有时候会向弟子来转述，譬如《为政》篇所记的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在回去的路上就说给驾车的弟子樊迟听，而樊迟就把它记了下来。与定公的对话或许就属于此类。弟子记载的时候，考虑到对话的语境，为了表示对定公的尊重，就用了“孔子曰”的格式。属于这种情形的还有《雍也》篇的第三章（哀公问）、《述而》篇的第三十一章（陈司败问）、《先进》篇的第七章（季康子问）、《颜渊》篇的第十一章（齐景公问）、第十七、十八和十九章（季康子问）、《子路》篇的第十五章（定公问）、第十八章（叶公）、《宪问》篇第十九章（康子）、第二十一章（对哀公）、第三十二章（微生亩）、《卫灵公》篇第一章（卫灵公问）等。使用“孔子曰”的另一种情形是，这些材料不是弟子所亲记，而是再传或更晚的弟子等所追记。这个时候，为了把孔子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就要加上“孔”字。这种情形最明显的应该是《季氏》篇，这篇从第二到第十一章都以“孔子曰”起句，非常整齐。其中分析第一章的内容就更有意义。该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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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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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论语》中是最长的一章之一，全章为孔子弟子冉有、季路与孔子的对话。照一般的通例，如果是二子所记，文中对孔子的话应该是以“子曰”称之。这里全部用“孔子曰”，明显与一般的规则不同。以理衡之，最有可能的记录者是他们的弟子。对冉有、季路不称“子”，应该是由于文中有孔子的缘故。与此类似的例子是《阳货》篇的第六章，“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也是答弟子问，记载为“孔子曰”。此外，《微子》篇、《尧曰》篇都有“孔子曰”的例子，但不是出现在问答的情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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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材料的写定来看，带有“孔子曰”的段落，特别是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的，应该比带有“子曰”的段落为晚。除了上面提到的理由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孟子和荀子以为旁证。孟、荀都自称是孔子的追随者，其中称引孔子的话时，无一例外都是用“孔子曰”的说法，而绝对不会称“子曰”。这是因为他们去孔子已稍远，不称孔子，一般人都不会理解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在《论语》的篇次中，属于这种情形的“孔子曰”的例子，几乎都出现在后面的几篇中。这是否意味着《论语》的编纂者，也有意识的按照材料的先后来排列各章的次序呢？类似的情况在古书中是常有的，典型者如《庄子》，内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子自著，居前；外杂篇为弟子所为，居后。又如《管子》，“经言”的部分较早，居前；“解”的部分晚出，居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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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先秦时期存在着不同的《论语》章次的传本的可能。如前面以及提到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论语》次第依据的是鲁《论》和齐《论》，至于古《论》，其次第则非常不同。像《乡党》篇居第二，《雍也》篇居第三之类。由于古《论》的失传，以及缺乏关于其篇次的明确记载，我们对此不能有更多的认识。因此关于篇次排列的意义，就不能下绝对的断语。同时，对于学术界“上《论》”和“下《论》”的区分，也不应过于执著。当然，古《论》的篇次，就上面皇侃所记，《乡党》篇在鲁论中居第十，《雍也》篇居第六，仍然属于古论的前十篇之列。如果其他篇都属于这样的情形，那么上《论》和下《论》的区分可能确有意义。但遗憾的是，我们缺乏明确的依据。虽然我觉得，这个区分对于我们理解《论语》材料的不同来源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子曰”和“孔子曰”的讨论也趋向这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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