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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考《论语》之称子者，自有子曾子外，闵子骞皆书字，而《先进》篇一称闵子。冉伯牛冉仲弓冉有皆书字，而《雍也》篇、《子路》篇，各一称冉子。则意书字者，为弟子所记。书子者，为三子之弟子所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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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推演前人之说，以补前人之缺。据此，则可知《论语》中除孔子外，其弟子辈中曾被称“子”者前后计有有子、曾子、闵子、冉子四人，余皆称其名字。在此基础上，关于《论语》的作者，刘宝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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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论语》之作，不出一人，故语多重见。而编辑成书，则由仲弓、子游、子夏，首为商定。故传《论语》者，能知三子之名。郑君习闻其说，故于序标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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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又回到了郑玄的旧说，其实却有了很多不同。值得注意者，刘氏这里关于《论语》的作者，实际上是区分为两类：一是“作”，一是“编”。“作者”众多，“编者”则为仲弓、子游、子夏。其所谓“作”，有时是指一篇甚至一章而言，所谓“编”，是指将多章结集成篇，以及多篇结集成书。《论语正义》注首篇“学而”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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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孔子时，诸弟子撰记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语而前后篇再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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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更加明白，《论语》的各篇，应该是出于不同弟子之手。他强调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各篇中或有重复的文字。此点对于研究《论语》的编纂非常重要，稍后会专门论及。惟其关于编者为孔子弟子之说，虽是继承旧说，但未必妥当。如《泰伯》篇中已经记载了曾子之死，曾子于孔门弟子中属于晚辈，其去世之时，孔子弟子恐怕已荡然无存，所以将《论语》的最后编者归于弟子辈，应该不能成立，我们后面也会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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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楠之后，关于《论语》编纂的讨论，不少学者又提出许多新的看法。如关于《论语》的编辑，梁启超就提出可能也历经不同的时期。他特别提出后面五篇来，认为与前面不同，应属后人附益等。后五篇的问题，崔述已经注意到，并指出除《子张》篇外，可能都是后人所续入。这应该是梁启超说之所本。而比较系统的讨论，则见于钱穆《论语要略》、胡志奎《论语辨证》和曾秀景《论语古注辑考》等书中。曾书后出，在钱、胡之基础上，于该书绪论部分的第二章专门讨论《论语》的作者、编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曾先生收集了许多前人的说法，并特别提出应注意以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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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必须具备一个观念，那就是：《论语》是由若干片断的篇章集合体；其次，我们必须具备另一个观念，那就是：《论语》既然是一个篇章集合体，那么，它的作者必非只有一个人。第三，我们必须具备另一个观念是：《论语》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同一篇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而且这些片断的篇章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手笔。(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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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法是值得重视的，虽然其中也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们后面会提到。在另外的地方，他还提醒我们注意作者和编者的区别。如上所述，这也是刘宝楠注意的问题。曾先生提到的《论语》作者，主要有子张、琴牢、原宪、曾子的学生和闵子的学生等。不过，这些是否能称为《论语》的作者，是大有疑问的。关于作者和编者的区分，其实应该做进一步的解释。就“《论语》”来说，如果我们说有“作者”的话，那么这个“作者”只能是“编者”，而不是另外的什么人。如曾先生所说，《论语》由若干片断的篇章组成，这些片段的篇章只能算是《论语》的素材，这些素材当然由众多的人记载下来。但当他们记载的时候，也许原本并没有要编《论语》的想法。在他们那里，这只是些素材而已。这些片断之所以成了《论语》的一部分，完全是因为编者的缘故。所以，我觉得曾先生关于《论语》作者和编者的区分，严格的说，应该是《论语》素材的来源和《论语》编者（作者）的区分。这样说，也许会更清楚一些。这个区分，也是我们讨论《论语》编纂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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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部材料来源复杂、也许是多人编纂而成的著作来说，出现一些不一致的现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些不一致可以是文体的差异，文字的重复，甚至思想的冲突，等等。它们往往是我们推测这些材料的不同来源甚至编者身份的线索和依据。就《论语》而言，这种不一致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我们可以先从最引人注意的文字重复现象开始。如果依照严格的标准，这种文字的重复在《论语》中共有五例，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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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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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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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而》：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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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罕》：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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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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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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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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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问》：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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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雍也》：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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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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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重复的文字对于我们理解《论语》一书的重要性是公认的，在前引刘宝楠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它被看作是说明“《论语》之作，不出一人”的理由。这个认识毫无疑问是可以被接受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注意以下的几点，就是对于那些重复的文字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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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它们绝不出于同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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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们都是孔子之语，以“子曰”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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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们都不是出现在对话的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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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点对于理解上述的结论是有帮助的。就第一点说，这有助于我们对《论语》进行以篇为单位的考察。如前人已经指出，也为近些年的考古发现证实的看法，我们现在视为整体的古书往往是单篇流传的，而其背后的东西则是，每一篇可能都有不同的来源。对于《论语》而言，这也意味着有不同的作者（或者编者）。如上所述，刘宝楠等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并没有得到现代学者的强调。重复的文字不出于同一篇的事实，表明就每一篇而言，由于其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或编者，所以其内部至少保持着某种形式上的统一性。同时，出现重复文字的两篇则有相当大的可能是分别结集的，也就是说，编者之间并没有密切的沟通。我们应该具体分析一下这些有重复文字的各篇之间的关系，看看它们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有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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