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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中分化出来的君子儒就是后世我们熟悉的儒者，其最早的代表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从《论语》等文献的记载看，孔子和弟子们经常作为一个团体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譬如孔子周游列国之时，就有很多的弟子追随。孔子闲居的时候，弟子也经常问学随侍于左右。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以学术和政治为主要关注的知识团体。学术是指其教和学的功能，其内容除《诗》、《书》等经典之外，如《论语》上所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可知其所注重的主要是以礼乐为主的德行。政治是指其对实际世界的关注和强烈的出仕冲动，孔子和其弟子们的教学实践和出仕活动是相辅相成的，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子张》）学和仕构成了儒者团体的主要性格。学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指向仕的德行储备；仕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力追求，而是道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落实。这种学与仕的紧密联系使得儒家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思想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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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派别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孔子，而孔子个人的生活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儒家学与仕结合的精神，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们。通过《论语》，我们还能想象和还原一些以孔子为中心的儒者团体的生活。他们切磋古代的经典、琢磨德目的意义、谈论各自的志向、评论古人的得失，他们希望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以实践其仁义和礼乐的价值理想。尽管我们也能看到某些分歧甚至争执的情形，但弟子们对于孔子的热爱和尊敬是毋需怀疑的。这种热爱和尊敬对于一个团体的凝聚力而言是必要的。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曾经如此赞美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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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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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弟子心目中孔子的伟大形象，以及其教化和感召的力量。这并非说孔子就是一个没有过失的完人，“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不过是七十岁以后的事情。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以圣或者仁自居，只是谦虚地承认自己是个“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或者“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的人。过失当然是难免的，但如子贡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不是因为没有过失，而是过而能改，或者如颜回般的“不贰过”（《雍也》）。这正是孔子的伟大和动人处，唯有真实，才能真实地动人。因此在有人贬低甚至诋毁孔子的时候，弟子们表现出了坚定的捍卫态度。以子贡为例，《子张》篇有如下的几个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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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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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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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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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贡的心目中，孔子的生命是不可逾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弟子们对于孔子的共同理解。正是这种理解让儒家团体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外，还有鲜明的“宗师仲尼”的特征（见《汉书·艺文志》）。无论这个学派内部有多么重大的差异甚至激烈的冲突，但他们对于孔子都表现出一致的尊崇态度。孟子和荀子是明显的例子，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也”、“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因此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的表白。荀子虽然非孟，但对于仲尼，却抱有和孟子同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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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切不可把儒家看作是一个围绕着某个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儒家不是孔家，真正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乃是某些共同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譬如仁义价值、礼乐秩序、教化传统和经典信仰等。这也是孔子去世之后儒家能够延续下来的最根本理由。汉代人谈论儒家，无论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还是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突出的都是上述的内容。司马谈有明显的道家倾向，其论儒家云：“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里最强调的是作为经典的六艺和作为秩序的礼乐。班固生活在儒家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东汉，与司马谈的看法不同，其关于儒家的论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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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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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几乎提到了儒家全部最核心的要素：教化、经典、仁义、圣王以及宗师。应该指出，这些要素不是汉代才形成的，在孔子及其弟子的时代，它们已经存在，并且是儒家之所以成为儒家的最主要特征，以及儒者在孔子之后还能够凝聚在一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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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样一些核心的共同性，但儒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包含着差异、分歧的学派。孔子自身思想的变化，以及弟子们各自不同的气质、偏好等，都造就了儒家内部的丰富性。就孔子自身思想的变化而言，他本人的自述原本就有指示的意义，《为政》所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显示出孔子生命不断地提升，内中当然也会蕴涵着思想的变化。就学者的讨论而言，比较关注的一个标志是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对照《述而》所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以及“五十而知天命”的说法，或许可以看作是孔子思想变化的证明。从此时开始，“性与天道”的话题开始浮现。近些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增加，学者们对此有了更多的关注。马王堆帛书《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并提到子贡对于孔子好易的质疑，无论是实录还是依托，都具有启示的价值。在最低的限度上，它会提醒我们注意好《易》的事件在儒家内部所具有的转折意义。用于占筮的《周易》进入孔子的视野时，却得到了“不占而已矣”（《子路》）的评论，这当然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问题在于，孔子和儒家在拥有了《诗》、《书》礼乐之后，为什么还需要这部《周易》？把它纳入儒家是否意味着某种重要的转变？如果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这代表着孔子晚年的思想和早年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么，它带给弟子们以及儒家的影响就是非常直接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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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弟子们各自的气质差异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而言也是不容忽视的。《论语》中多见孔子对于弟子们不同气质和个性的评论，相当直接和尖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这还是一个有待细致处理的问题。以《子张》篇所记，弟子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已经非常明显。子夏和子张之间、子夏和子游之间、子游与子张之间、曾子与子张之间都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这一方面说明子张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颇受同门师兄弟的重视；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他未能赢得子游们的完全认同。而如下的记载，更表现着文学科两大弟子之间直接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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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矣，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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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别的意义在儒家思想的展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后来经常出现的子游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和子张氏之儒的说法足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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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一些，那么另外的一些材料同样能够说明儒家内部的丰富性。根据孟子的记载，在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曾经想要奉有子为师，以延续这个由孔子创立的儒者团体，但由于遭到曾子等的反对，才没有成功。以及孔门四科的现实，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内部的差异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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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九节 《论语》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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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一书，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由于该书直接记载孔子的言行，且具有极大的可靠性，在儒家文献中的地位自然十分重要。所以从汉代起，就作为经书的辅翼，与“六经”并行。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除著录“六经”之外，附列的三种书，其中之一就是《论语》。(18)同时，经师治《论语》者也有很多。汉代流行的《论语》，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来源：一个是鲁《论》，鲁人所传；一个是齐《论》，齐人所传；一个是古《论》，为武帝末时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19)比较起来，三种传本各各不同，鲁《论》和齐《论》虽同属今文，但差别也较大，后者多出两篇，一篇是《问王》，(20)一篇是《知道》，所以总共为二十二篇。古《论》与鲁《论》接近，不过把后者的最后一篇《尧曰》分作两篇，所以虽然是二十一篇，但与鲁论二十篇的规模并无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篇次上，古《论》与鲁《论》和齐《论》不同。何晏《论语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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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两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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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篇次不同，据皇侃《义疏叙》所说，如古文中“《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21)古文虽发现于武帝时，但其年代，无疑可追溯至战国，与齐鲁《论》类似。这说明战国时期，尽管《论语》的规模和篇次并未固定，但从大的方面说，仍然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今所流传的《论语》二十篇，乃东汉时张禹以鲁《论》为主，参考齐《论》整理的结果，当时号曰“张侯论”。(2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论语》的编辑，直到此时方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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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文要讨论的《论语》的编辑，重点并不在于这整个的过程，而主要是着眼于它最初的结集。如上所说，汉代的《论语》，虽然有不同的传本，也经过了重新的整理，但是其规模相对固定，且有较明确的线索可寻。比较而言，战国时期《论语》的结集和编纂就显得模糊不清。前人对此就有众多歧异的说法，我们在考察这些意见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出土文献所提供的新的线索，尝试着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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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古书多非作于一时，也非成于一人之手，这已经是学者们比较普遍的看法。《论语》就更是如此。如上述班固的说法，《论语》乃是众多门人将孔子弟子们所记载的一些文字编纂在一起的结果。但具体是哪些人所为，后世有多种说法。(23)较早的如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他特别提出了三个人的名字，其根据何在，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是推测之辞，所以又加上“等”字以示众多。其后学者多沿袭此说，或稍为之变通。如《论语崇爵谶》认为是“子夏六十四人”，纬书中多喜用神秘数字，六十四自然也属于此例，并无实际意义。傅玄《傅子》则说是“仲弓之徒”。总之，这都是本郑玄以为说。也有学者另外指出一些线索，如柳宗元《论语辨》，指出《论语》中屡称“曾子”。“子”为弟子对本师之尊称，所以《论语》当出于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子思之徒。程子、朱子沿此思路，以为《学而》称有子、曾子，所以当出于二子之门人。胡寅《论语详解》、赵顺孙《四书纂疏》都认为《宪问》篇第一句“宪问耻”不书姓，直接称呼名字，所以可能是原宪所记。可以看出，越到后来，关于《论语》作者的讨论，就越加细致，由整部书而具体到某一篇了。俗云后出转精，这话用到这里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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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在评议诸说的时候，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其提到柳宗元和程朱之说时，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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