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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篇之内只有单一的主题。譬如《学而》篇的主题是论学、《八佾》篇的主题是礼乐、《公冶长》篇的主题是孔子与弟子和时人的相互评论等，属于这一类的还有《雍也》、《述而》、《乡党》、《先进》和《子张》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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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篇之中包含不同的主题。属于这一类的有《为政》、《子罕》、《颜渊》、《子路》、《微子》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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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虽缺少明显的主题，但怀疑为某一弟子或其后学所编辑者，如《里仁》篇之于子游、《泰伯》篇之于曾子、《宪问》篇之于原宪、《尧曰》篇之于子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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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只是初步的归纳，但我觉得这样的归纳对于我们试图复原《论语》编辑过程的努力应是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可能有哪些人参与了编辑的工作、当时可能的编辑和分工情形，等等。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只是部分的做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早期儒学的研究来说，意义更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可以先对上述的几个编辑原则进行一下分析，看看能够从中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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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众多单一主题的“篇”的存在，很显然是编者有意结集的结果。按照班固的说法，《论语》是孔子去世以后“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结果。（《汉书·艺文志》）这就是说，某些门人，根据孔子弟子等记载下的材料以及自己的所闻，共同编辑了这本书。其中的一种情形，可能就是一些人先把各自记载或传述的材料集中在一起，然后再按照主题的原则进行分类，于是出现了这种单一主题的“篇”的情形。这意味着，在《论语》的形成过程中，那些按照主题原则进行分类的材料，它们应该属于某个由一些接近的人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当然并不包括所有的或大部分的孔门后学，也不一定是一个严格的组织，它可能只是在编辑《论语》的过程中才形成的，在编辑之后，也可能就不再存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团体的存在只是作者的想象，但假设这一点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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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篇之中包含不同的主题的情形，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譬如由于每一篇规模的限制，要把一些主题的材料剩下一些，最后把这些剩余的材料编纂在一起，就出现不同主题的材料见于同一篇的情形。或者这些篇的编者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同的材料。还有一种可能是有些篇也许与某一个特殊的学派或者组织有关，所以他们按照自己的原则来编纂，或者只是把自己收集到的材料编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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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形是最值得认真考虑的。假如真的如我们所假设的，某些篇可以归之于某个特殊的人物或者团体，那么在《论语》中我们就可以得到早期儒家分化的更直接而重要的资料。同时，我们也就会确信，《论语》是由不同倾向的儒家学者共同完成的。这样的话，关于《论语》编纂的研究就不再只限于文本的领域，而是扩展到思想史的范畴。譬如，对于子游氏的研究，就不必执著于《论语》中有限的关于子游的记载，整个的《里仁》篇都会成为研究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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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论语》的形成看作是一个有意结集的过程的话，这个过程至少可以区分为如下的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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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弟子和门人们记载下来的孔子和孔子弟子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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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追记某些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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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集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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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纂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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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从“子张书诸绅”的记载中可以推知，弟子们有时候当下会把自己喜欢或重视的孔子言论或与孔子的问答记载下来。弟子的弟子们对老师的言论想必也有这种习惯。这种情形在《论语》的整个素材中占有了相当的比重，绝大部分的“子曰”和“曾子曰”、“有子曰”等都属于此类，可以说构成了《论语》的主体。第二种情形是在编辑的过程中发生的，有些口传的东西在此时会记录下来，这个时候，口吻是追溯式的。而且，有时候会在口传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改变，譬如形式上会比较整齐。但是基本的精神仍然是渊源有自，不能说是编造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孔子曰”都属于这种情形。这类材料的可靠性可能会比前一类稍差一些，但如前所说，仍然是有充分根据的。结集成篇的过程应该是由不同的人来完成的，有些人也许结集了很多篇，譬如按照主题分类的某些篇可能是由一批人完成的。有些人也许只结集了一篇，如子游之儒之于《里仁》篇等。最后是汇编成书，应该是在鲁地完成的，有子和曾子的后学也许成了最后的编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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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论》和《鲁论》的差别有助于我们了解《论语》的编纂过程。《汉书·艺文志》对二者都有著录，何晏《论语集解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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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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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人以及何晏这里的说法来看，《齐论》和《鲁论》前二十篇的篇次相同，（但《古论》不同）但《齐论》较《鲁论》多出两篇。而且，重要的是，在其余的二十篇中，《齐论》的章句也较《鲁论》为多。显然，《齐论》和《鲁论》不可能是毫无关系的两本书，它们只是一部书，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些变异而已。把《齐论》和《鲁论》看作是齐地和鲁地的儒者分别结集孔子及其弟子言论而成书的说法是不对的，至少是不严格的。从《齐论》较《鲁论》多出一些内容来看，应该是《鲁论》在前，而《齐论》在后，所以有结合齐地的特点而增益的情形。这种推测也可以得到另外的支持，即《论语》中“有子”和“曾子”的称呼表明其最后的编定者与二子有密切的关系，而他们都是鲁国人。与此类似的，偶而称“子”的闵子和冉子，也都是鲁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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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成为一个具有二十篇规模的《论语》，不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就涉及到所谓“上论”和“下论”的问题。《论语》的二十篇中，前十篇也称“上论”，后十篇称“下论”。这种区分有没有实质的意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古书分内外或者上下的情形是常见的。一般而言，内外的区分往往蕴涵着某种重要的信息。如《庄子》的内外篇之别就意味着不同的作者和时代，以及相应的主题的变换。《孟子》的内外篇也是如此，现在的七篇都是内篇，属于外篇的四篇经过东汉赵歧的删削后，已经失传了。但上下的区分与内外似乎不同。古书中一篇之中因为字数太多，可以分上下，如《孟子》。这种情形在先秦著作中屡见不鲜，大量见于《管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周易》等书中。也有一书而分上下的情形，但并不多见，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该书只有两篇，称呼上下似乎比较方便，典型者如《老子》，司马迁说是上下篇。在这些情况下，“上下”的区分显然并没有如上述“内外”区分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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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论语》来说，“上论”和“下论”的区分要复杂的多。一方面，这种区分并不是原来就有的，只是后来的人们为了方便而提出的说法。所以不能说这种区分就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譬如包含着时间先后的意味等等。但另一方面，由于它不是在某一篇之中分出上下，而是在一个由很多篇（而不只是两篇）组成的书中分出上下。这样，考虑到其素材和编者的复杂，原本存在于不同篇之间的差异性就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按照古书的编辑习惯，如先内后外的排列所显示的，篇次从来就不是无意义的安排。它不必然代表着素材或者创作年代的早晚，但在很多情况下，却暗含着这种意味。从这个角度讲，“下论”和“上论”的称呼本身中原本并不包括的意思，在实际上却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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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就是学者们已经讨论过的“上论”可能早于“下论”。甚至有人认为《论语》的初编本只包括“上论”，“下论”是另一次结集的结果。(28)或者再进一步将下论区分为两部分，前五篇为续编，后五篇为附编。(29)其中提出的一个理由是上论看来已经是一个完成的整体，钱穆《论语要略》引伊藤仁斋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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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二十篇，相传分上下，犹后世所谓正续三集之类乎？盖编《论语》者先录前十篇自相传习，而又次后十篇，以补前所遗者，故今合为二十篇云。盖观《乡党》一篇，其体制要当编在全书之最后，而今适居第十篇，则知前十篇本已自为成书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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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秀景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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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编《论语》上论前九篇记孔子和早期弟子的言行，第十篇——《乡党》篇——考其内容则为前九篇不类，专记孔子日常生活及处事态度和一些琐事。这一篇似乎就是一期所编《论语》的完结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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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法的核心是位居第十篇的《乡党》，从内容上来看很像是一书的最后部分。且不说《乡党》在古论中位居第二，如果有一天证明了古论的篇次较为原始，不知学者又当如何解释。其实，究竟什么叫做“完结篇”，本身就有太多讨论的余地。另外譬如曾先生提到的早期弟子和晚期弟子的问题，属于“上论”的《公冶长》、《述而》和《子罕》诸篇固然以先进弟子为主，但如《泰伯》、《学而》、《里仁》则又明显以后进弟子为主。同样，就“下论”而言，既有像《先进》这样主要记载先进弟子的事迹，并为其张目者。也有如《子张》篇主要记载后进弟子言行者，也有先进、后进混杂者。以先进和后进弟子为标准来看某些篇之间编辑原则的差异，应该没有问题，但以之区别“上论”和“下论”，就明显不能成立。而且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先进弟子主要以德行和政事为主，所以门人较少，就是他们的言行，恐怕主要也是通过后进弟子及其门人的记载和转述才保留下来的。更应注意者，很多般人都怀疑《论语》的主要编纂者是曾子、有子的弟子，而曾子、有子都属于后进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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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论”与“下论”中的某些区别，前贤多有指出，乃是不争的事实。(32)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理解这种差别？是不是《论语》“上论”先编成之后，经过了若干的时间，才有“下论”的出现？还是说，上下论的区别只是编辑素材的差异，至于编定的时间，则几乎是同时的？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所谓“上论”的编定时代。如果“上论”在很早就已经编纂完成，当然可能存在这种情形。但是，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整个《论语》中最晚的年代标志恰恰出现在上论的《泰伯》篇中，因为该篇记载了曾子之死。换句话说，“上论”的编定年代，至少是在曾子死后。曾子小孔子四十六岁，在孔门弟子中已经属于年少者，其去世之年，虽无明文记载，但从各种线索来看，他属于较长寿的人，所以学者推测他活到七十岁以后，约公元前435年左右。此时距孔子之死，至少已有四十余年。这只是《论语》“上论”编纂完成的上限，显然，这时间也可能较此还要晚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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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论语》的编纂是在公元前430年左右进行或者完成的话，这时孔子固然已经死去将近50年，就是弟子辈中，恐怕也没有活着的人。就儒家的群体而言，活跃的应该是七十子弟子，甚至他们的弟子们。这时如果再将口传的孔子言行记载下来的话，当然有很多是追记的口吻，或者稍加整理和变通的东西。类似于下论的一些说法，譬如“孔子曰”或者面称“夫子”等，显然可以出现。像《季氏》篇那样很整齐的以数字为特征表达一些想法的形式，也就不难理解。就形成文字的时间说，它们显然较那些由弟子直接记载下来的素材晚。但就编纂《论语》这个事件而言，情形就可能完全不同。所以，在我看来，“上论”和“下论”的区别不必然代表编纂时间（譬如所谓的初编和续编）的差别，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素材的记载年代差异而造成的，而素材的差别和编纂的时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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