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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先以“子曰”的形式提出一个主张，然后引他书以为证。《论语》之名，王充认为要到孔安国之后才出现，(38)很多学者据此以为《坊记》中的“《论语》曰”一定是后来孱入，其实不必然。(39)值得注意的是，《坊记》和《论语》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除了上一条之外，还有几处的文字都和《论语》脱不了干系。我们试比较如下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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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坊记》：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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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未若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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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坊记》：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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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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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坊记》：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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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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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看起来都像是《坊记》在发挥《论语》的意思。《坊记》的情形，和《缁衣》应该是相似的。沈约以为《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和《中庸》四篇，都取自《子思子》，表明这四篇可能与子思的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许我们可以相信，《坊记》的某种形式的传本，在战国中期已经存在，如《缁衣》一样。但其中所引用的“《论语》曰”，是否在这个传本中就有，还是后来在编入《礼记》的时候才加入的，实在不好判断。因为从《缁衣》的情形来看，《礼记》本就加入了一些文字，特别是称引其他文献的文字。但是，也不能就说《坊记》中的“《论语》曰”一定就是后来加入的。看来，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最好把这个材料束之高阁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推论的话，考虑到《论语》的编纂和曾子学派的密切关系，再考虑到曾子和子思的密切关系，绝对不能否认子思学派传述《论语》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大的。另外，从文体上来看，《缁衣》的每一章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子曰”，二是解说，三是引经据典。这应该较单纯的记载孔子言行的文本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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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衣》的特点，是每一章都冠以“子曰”的名义，似乎是孔子说过的话。如果我们相信《缁衣》的那段文字是依据于《论语》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缁衣》中其他不见于《论语》的“子曰”内容的性质是如何的？可以假设两种情形。一种是作者从其他的途径得到了很多孔子的遗言，一种是大部分出于作者的依托。需要连带处理的是《孟子》中许多不见于《论语》的“孔子曰”。因为如前所述，《孟子》中和孔子有关的记载见于《论语》者固然不少，但是不见于《论语》者却也一样的多。可以肯定的是，不能想象《论语》中包括了所有的孔子言论。因为《论语》的编者中不会包括所有的孔门弟子，这就存在着以其他形式传述孔子言论的可能性。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论语》之外的很多孔子言论是属于依托性质的。这样的话，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区别出这些依托的言论，而得到那些真实的东西。客观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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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缁衣》或者《坊记》等来说，大部分的“子曰”属于依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本书关于《缁衣》的讨论中，我曾经指出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其中和《论语》相关的那段文字，也在很大程度上做了改变，以适应《缁衣》的风格，或者说《子思子》的风格。这和《语丛三》以及《尊德义》的做法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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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地说，从新出土的郭店竹简的情形来看，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但从一些例子来推测，我们更愿意相信《论语》的编纂在这批文献之前应该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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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论语》一直得到学者和普通人们的尊重和注意。其中的“子曰”或“孔子曰”成为了解和研究孔子的最可靠材料。在结束本章的时候，我们还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先秦时期大量不见于《论语》的“子曰”或者“孔子曰”？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孟子关于孔子的议论，只有一半见于《论语》。这是不是说另一半就不是孔子的言论呢？而荀子引用的“孔子曰”，全部不见于《论语》，他们都是假托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会相信《论语》的编者们把全部孔子的话都收集了起来，因此也就不能完全否认《论语》之外所谓孔子言论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大量的依托现象使我们在承认《论语》之外的孔子言论的真实性时，确实会有些底气不足。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却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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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最终的目的当然是“行道”，但行道需要建立在出仕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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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语》中随处可见孔子对于弟子不同才能与性格的了解，典型者如“师也过，商也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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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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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了上述《颜渊》篇的几例，另外几处有关弟子问仁或问为仁的地方是：“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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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冯友兰特别强调仁所具有的真情实感的意义，见《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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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八佾》：“‘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宪问》：“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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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义理上来说，“仁者寿”中的寿似乎并不是自然的寿命，而是指仁者给后人留下的长久记忆。与《左传》“三不朽”以及《老子》“死而不亡者寿”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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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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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者或以为是《君陈》的编者采用了《论语》的记载，这里所引该是佚《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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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章所引《要》篇的文字根据是陈长松、廖名春的释文，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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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儒家对于“言必信，行必果”者的评价一直不高，孟子曾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盖“必”则执一而无权，失之于凿，违背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教（《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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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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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首篇的首章和末篇的末章都有“君子”一词，这也许没有特别的意义，但足见此词在《论语》中出现的密度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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