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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丛》各篇的性质，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可以看出，它们与同出的其他文本如《五行》、《性自命出》、《六德》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的性质为何，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视《语丛》为“前言往行”的记录，所以以之为其他文本的创作基础。有的学者则把《语丛》视为对郭店同出文献的节录或者解说、发挥之类。从《语丛》类文献的一般情形来看，前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如果以此为前提进行推理的话，那么，《语丛三》和《论语》相似的文字，就是在证明着《论语》至少在此时已经流传并发生影响了，以至于它可以被《语丛》的编者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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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丛三》之外，郭店儒家类文献中，还有其他一些和《论语》有密切关系者。其中以《尊德义》最为明显，也最值得注意。我们先看一下该篇中和《论语》有关的内容，然后再尝试着做一些分析和推论。首先是下面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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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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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想起《论语》中有名的一段话，《泰伯》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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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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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伯》篇中，这段话紧接在“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后面，过去有学者以为两章前后相承，“谓诗礼乐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37)从《尊德义》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尊德义》的主旨，就是要君主以礼乐教民，则百姓“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这也正是《中庸》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尊德义》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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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民必富，富未必和，不和不安，不安不乐。善者民必众，众未必治，不治不顺，不顺不平。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教以辩说，则民艺长贵以忘。教以艺，则民野以争。教以技，则民少以吝。教以言，则民以寡信。教以事，则民力啬以湎利。教以权谋，则民淫昏，违礼无亲仁。先人以德，则民进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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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简直是在直接发挥《论语·子路》篇中如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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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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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庶、众、教，就是上引《尊德义》的民富、民众和教道，这三者是一一对应的，无丝毫的加减。可知《尊德义》的作者对《论语》这一条是很熟悉的。作者这里对于富和众之后为什么还需要“教”给出了解释，那就是富并不见得就和，而不和就不安，不安就不乐；众也不见得就治，不治则不顺，不顺也就不平。要想和顺、平乐，教就是必要的了。但教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这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礼乐，一类是辩说、技艺、权谋、言、事等。作者的先后取舍是很明白的，前一类的礼乐就是“德”，这是根本的东西，所谓先人以德，百姓就会向善。对后一类的东西，我以为作者并不是完全的排斥，而是要有德做基础，否则的话就会有争、寡信、淫昏等不善的结果。这种想法，与“君子不器”的主张也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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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上述两段可以和《论语》对应的文字外，《尊德义》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篇中出现了“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重义集理，言此章也”的话。从“言此章也”来看，它很可能是对某个文献的某一章的解释。从其与《论语》的密切关系来看，这个文献会不会就是《论语》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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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分章，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可知的，如《诗经》原本就有“章”的称呼，所以春秋时人有“断章取义”的说法。郭店的文献中，像《缁衣》就被分为二十三章，章与章之间都有某种符号分开。《老子》和《太一生水》也是如此。至于《论语》，各种传世的本子都在篇中分章，虽然分法并不相同。定州发现的最早《论语》传本，在每一篇中也分章。上面提到的可以和《尊德义》相比较的部分，涉及到的就是《论语》的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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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尊德义》的拼接情况来看，“言此章也”句出现的那只竹简在原整理者那里被安置在该篇的最后。实际上，该简肯定不是篇末简，因为它的末端没有通常篇末简都会出现的符号。所以后来有些学者在重新拼接的时候对该简的位置进行了调整。如把它置于上引“善者民必富”段的后面等。这种调整当然是有意义的，实际上，从整个篇来看，不管这只简在什么位置，都不大影响我们将要进行的推论。这个推论就是：整个《尊德义》一篇可以看作是对《论语》“道之以政”章的解释。该章见于《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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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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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的主题是提出两种治国的方法，比较其差别。其取舍是很明显的，就是要以德和礼来治民，而反对用政和刑的办法。这与《尊德义》的宗旨是完全相同。该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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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德义，明乎民伦，可以为君。去忿戾，改惎胜，为人上者之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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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德义”固然是“道之以德”，“明乎民伦”，人伦之所归就是“礼”，这和“齐之以礼”也无二致。这正是《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另外的说法。《尊德义》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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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与刑，祸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爵位，所以信其然也。征侵，所以攻□［也］。刑［罚］，所以□与也。杀戮，所以除害也。不由其道，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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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批评的正是单纯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做法。作者认为，有比这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道”，即“德”和“礼”。因此，论述德和礼也就成了《尊德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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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为政》的那段话中，孔子所说两种治国方法的区别在于：前一种是“民免而无耻”，后一种是“有耻且格”。免的意思是只求避祸，但不能感其心，所以说无耻。有耻则其心感动，“格”是“至”的意思，则民归于礼。这与《尊德义》所说“凡动民必顺民心”之说也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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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郭店《缁衣》中也出现了和上述《论语》“道之以政”章对应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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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劝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免心。故慈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诗》云：“吾大夫恭且俭，靡人不敛。”《吕刑》云：“非用臸，制以刑，惟作五疟之刑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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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虽然有较大的区别，但其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论语》中的“道”，通“导引”的“导”，与“教”的意思相同。《尊德义》中就把“教道”连称。至于“长民者”的称呼，不见于《论语》，但《缁衣》中却不只一见。假设是《缁衣》引用《论语》的话，可以看作是为了适应《缁衣》的风格而做的改变。而相反的情形似乎是较难理解的。这里附带提一下《坊记》也许是有意义的。因为其中直接提到了《论语》，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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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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