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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参也鲁”的评价来看，曾子并不是弟子中聪明秀出的人。这段话似乎也能证明此点，曾子不能够辨别夫子所说的乃是有为之言，不足以为通论。有子很确定地说曾子所闻于孔子的话非君子之言，子游也明确地支持有子，并且说“有子之言似夫子”。这种记载也许显示着儒者团体内部不同的思想倾向，最低限度则是某种人际关系亲疏的反映。《檀弓下》还有一段有关曾子和有子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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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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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晏子是否知礼的问题，曾子和有子也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认识。这样的一些资料足以说明曾子和有子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这很可能是曾子不能接受有子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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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孔子死后弟子分散在不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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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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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中，很多居鲁的弟子没有被提到。弟子的分散客观上加速了儒者的分化，形成了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后来的墨家，就离为三派。《韩非子·显学》篇记载：“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庄子·天下》篇也提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法家内部也形成了重法的商鞅、重术的申不害以及重势的慎到三派。在我们归之于道家的学者中，《庄子·天下》篇也区分出不同的派别，一派是彭蒙、田骈和慎到，一派是关尹、老聃，另一派是庄周。战国末年的韩非总结儒家的分化，有“儒分为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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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子·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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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八派的说法需要做些补充的说明，首先，八派并非是共时性的关系，而是包括了春秋末期到战国后期几百年间的儒者，如其中子张、颜氏（回）、漆雕氏都属于孔子弟子，子思则是孔子之孙，孟氏指孟子，孙氏则指荀子。其次，在孟子和荀子中提到的有很大影响的子游氏之儒和子夏氏之儒并没有被提到，此外，在后来的道统说中有重要地位的曾子，以及荀子非常推崇的子弓也付诸阙如。所以，儒分为八的说法只是帮助我们了解儒家内部的分化和丰富性，但对此说却不必过分地执著，以为儒家只有这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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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曾子及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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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班固自注云“名参，孔子弟子”，可知曾子或曾子的学派有著作传世。《隋志》、《旧唐志》、《新唐志》中都记载有《曾子》一书，作二卷，《隋志》中还提到有《目》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曾子》二卷共十篇，从这来看，《隋志》等所记和《汉志》提到的《曾子》应该有所不同。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常出现重新编辑的情形，导致篇卷数目的差异，甚至内容的某些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如大家熟知的《孟子》就是如此。《汉志》中记载《孟子》十一篇，到了《隋志》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孟子》有赵岐注的十四卷本，还有郑玄和刘熙注的七卷本，很明显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孟子》七篇的规模。《曾子》大概也是同样的情形。与《孟子》不同的是，学者一般肯定《孟子》七篇是孟子和弟子所作，如司马迁所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对于《曾子》，则无法确定其与曾子本人的关系，甚至无法确定其具体的内容。今传《大戴礼记》中有与曾子有关的十篇，宋王应麟和高似孙说就是《曾子》十篇。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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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儒家《曾子》十八篇，隋、唐《志》，《曾子》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圆》，见于《大戴礼》，于篇第为四十九至五十八，盖后人摭出为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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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似孙的说法与此类似，两人当时还看到过《曾子》，做出这个说明应该是可信的。其中《修身》就该是《曾子立事》，大概当时的篇名就是《修身》，从其内容上来看，主要与修身有关。按照古代子书的通例，题名为《曾子》的书籍可以看作是曾子一派的著作，譬如曾子弟子汇集老师的言论等编辑而成的一部著作。在有《论语》作典范的情形之下，这种编辑工作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都是非常可能的。(1)从形式上来看，《大戴礼》中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多采取“曾子曰”或者“弟子问于曾子曰”的叙述方式，与《论语》相似。文中提到的弟子主要有公明仪、乐正子春和单居离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乐正子春，《韩非子》中所谓八儒里有“乐正氏之儒”，有些学者认为即指乐正子春所传的曾子之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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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如此，那么古本《曾子》的性质也许和《论语》相同，乃是弟子们记录的曾子言行，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近些年的出土资料对解决与《曾子》有关的文献问题似有一定的帮助。如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内礼》一篇，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和《曾子事父母》篇关系密切，让一些学者相信这部分内容来源颇早，也间接地证明了《曾子》书或主要成于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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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南宋汪晫还编辑了一个《曾子》，有十二篇，现存十篇，包括《大学》、《孝经》以及《大戴记》中的几篇等，与古来流传的《曾子》并不相同。到了清代，人们只能看到汪所编辑的《曾子》，对于原来的《曾子》以及其与《大戴记》的关系，阮元只能推测后者中的十篇皆采自《曾子》，所以篇名中才包含有“曾子”字样。《大戴礼记》的一些内容确实采自先秦子书，有《劝学》和《礼三本》等取于《荀子》为证。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古本《曾子》和《大戴记》都出自于古文记，所以其中有共同的内容并不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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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的记载，曾子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岁，与父亲曾皙同为孔子的学生。曾皙与季路、宰我、子路等各言其志，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独得孔子的赏识，有“吾与点也”之叹（《论语·先进》）。但《论语》关于曾皙的思想并无太多的记载，孟子以为他是孔门中的“狂者”。在孔门弟子中，曾子并不算是特别突出的一个。钱穆曾经这样描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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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于孔门为后进，孔子死，曾子年仅二十七。孔子称“参也鲁”，门人记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无曾子。则曾子之在孔门，未必夙为群弟子所推尊。其后游、夏、子张欲尊有子为师，强曾子，曾子不肯，其时犹不见尊曾子。曾子既为鲁费君所重，其子曾申又见崇于鲁缪。吴起出曾氏门，显名楚魏，至孟子推尊曾子，后世因谓其独得孔门一贯之传，实不然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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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的记载似乎不错，只是忽略了孔子死后，曾子之学或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得益于弟子的传播，因此对后来的儒者有颇大的影响。《论语》的编辑者尊称其为曾子，就该是个显著的证明。该书所记，以孔子和弟子们的对话为主，有关曾子的部分共有十四处。兹依序排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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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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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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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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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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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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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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