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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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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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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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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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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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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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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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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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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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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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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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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些有关曾子的资料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学而》、《泰伯》和《子张》三篇之中。《学而》乃《论语》首篇，位置特殊。《泰伯》只记载夫子和曾子的言语，很有可能为曾子门人所编辑。《子张》记载的都是孔门几个著名后进弟子的言行，其中包括曾子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记载的时间跨度应该很大，从青年时候从夫子问学一直到曾子有疾的暮年，所以该有很大的代表性，从中可以窥见曾子思想的重心所在。不过在讨论这方面之前，需要谈到的是曾子对于夫子的态度，这些材料中，有两条是曾子提到“吾闻诸夫子”，一条是对夫子一贯之道的说明，足见其对孔子的恭敬和追随。这种对夫子的恭敬应该也是曾子不能接受有子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同时也就决定了曾子思想的基本方向乃是延续孔子思想的主题，在这种延续中呈现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承继着孔子的思想，曾子非常强调仁的观念。如“仁以为己任”，“以友辅仁”是直接地论仁，忠恕之道则是仁的具体体现。他对阳肤所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充满了深厚的仁者情怀。曾子对仁的体认，特别地突出其内在性的一面。其评论子张“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大概子张是属于外有余而内不足的人物，所以基于内在性的立场，曾子对他有微词就是很正常的事情。第二，但此对内在一面的重视同时也要与外在的礼仪相配合，如孔子所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泰伯》篇记载曾子所说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等，都是外在一面的修养。此与内心的仁相配合，以追求情文之间的平衡。《子张》篇“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除非遇到“亲丧”的情形，否则人之情感的表达必须要考虑到礼的节制。第三，由对此种内在性的重视，进而突出内心的体验以及内省的方法。“吾日三省吾身”即代表着一种内省的态度，此种态度必然发展出“求诸己”的态度和对于内心的重视。后来孟子推崇曾子，即与此有关。第四，对于孝的重视，这是曾子的标志之一。上述十四例中，有四例直接与孝有关。孔门对于孝的理解，以有子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最为著名。在这种理解之下，事父母的孝乃是行仁的根本。曾子显然接受此种认识，并重点围绕着它来展开自己的仁学和仁德实践。他所说的孝既包括内心不可抑制的爱的情感，又不离外在的对于父母的顺从，同时也含盖了对于祖先的祭祀。这种对孝的理解显然具有一种发散性，它和仁以及礼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具有实践之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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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论语》中有关曾子的资料作为标准来看《大戴礼记》中与曾子有关的十篇，这也是古本《曾子》中的内容，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看作是研究曾子学派的比较可靠的文献。这十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曾子立事》，以“曾子曰”开始，主要从言和行两方面阐述君子之道。有时候还直接引用孔子之语，如“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等。第二类是《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和《曾子事父母》四篇，从名字上即可以了解，这几篇讨论的中心是孝道。第三类是《曾子制言》三篇和《曾子疾病》，推崇仁义，论君子进退和交游之道。第四类是《曾子天圆》，充满了阴阳观念的气息，在诸篇中显得比较另类，可能比较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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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应麟和高似孙的说法，《曾子立事》原来的篇题是《修身》，这个篇名也许更能够反映该篇的主题以及曾子学派的思想。该篇以“曾子曰”开始，讨论君子的德行，大概包括三十多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从文献上来说，不乏解释和发挥《论语》文字的内容。以如下的一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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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于仁矣。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者乎！吾无望焉耳。出入不时，言语不序，安易而乐暴，惧之而不恐，说之而不听，虽有圣人亦无若何矣。临事而不敬，居丧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则吾无由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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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明显与《论语》中的某些说法有关，譬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类似的情形还有一些，这都可以看作是曾子一派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就该篇核心的主张来看，很要紧的是一个“学”字。尤其最前面的几章内容都直接地与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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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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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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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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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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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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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段话以论学为中心，层层递进，足见作者对于学的重视。以此来看《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首句的安排，当非偶然。宋人多以《论语》的编纂与曾子有密切的关系，果然如此，那么这种安排可以看作是对“学”的强调，并与上述文字的想法契合无间。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上述的几段都可以视为“学而时习之”的注脚。学、习和知、行构成了由学出发的修身活动的基本结构，对于道德活动而言，知道什么是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善的实践，即所谓的习行。而在所有的习行之中，曾子学派对孝表现出了特别的注重。我们知道，从汉代开始曾经流行有《孝经》一书，司马迁以为是孔子向曾子陈孝道之作。这个说法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孝经》的成立与曾子学派有关，该是可以肯定的。除了《论语》中有关曾子重视孝道的材料之外，最主要的当然是《大戴礼》中的《曾子本孝》等四篇。与《论语》相比，这些篇对孝的论述更加系统。兹分数端略述之：第一是在心和礼之间来规定孝的范围，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概念是忠、爱和敬。如《曾子本孝》：“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曾子立孝》：“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曾子事父母》：“单居离问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爱而敬。”爱言其内，而礼正其外，内外合，孝道毕矣。这一方面突出了孝首先必须有内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孝必须有礼作为规范，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等。第二是以孝为行仁之本，诸德之端。《曾子大孝》中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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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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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忠信礼等都围绕着信而展开，这里所谓推而放的过程即是孝之扩充的过程，譬如由孝可以观忠：“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曾子立孝》）这无疑和《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说法一脉相承。在这种理解之下，孝已经超越了简单地侍奉父母的范围，而成为延伸至家庭之外的更普遍的社会和政治范围内的德行。《曾子大孝》说：“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很明显是以孝作为诸德的基础。其实《曾子立事》篇也有类似的说法：“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立也。”这与《大学》齐家而后能治国的主张是一致的。第三是由孝导出修身的主题。先来看《孟子·离娄下》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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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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