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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亲为事之本，守身为守之本，这里由事亲而守身，线索相当清晰。其中的逻辑乃是基于儒家对于生命的特殊理解，这就是以之为父母的遗体。“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曾子大孝》）孝子应该意识到，他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乃是父母之所赐，因此对于自家之“身”的爱护，便成为孝的一部分。“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曾子本孝》）孝子之一举一动，都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同时就关乎着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引用曾子的话说：“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于是，戒慎恐惧的敬就成为最基本的立身行事之方。曾子疾病之时对门人所说的“启予手，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以手足的完整来向门人显示对先人遗体的尊重，而这手足的完整则得益于无时不在的战战兢兢的生存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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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子来说，这种反省一直有两个标准：一是内在的仁，二是外在的礼。这在《曾子制言》三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制言上》开始就说：“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在尊卑贵贱长幼的分别之中，礼所代表的秩序体现着敬和爱之德。因此，对于非礼的行为，人们会有强烈的耻的感觉。相比起外在的约束而言，这种耻的感觉乃是道德秩序得以落实的内在基础。曾子学派的这种论述当然会让我们想起《论语·为政》中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虽然就直接的意义而言，礼只是和行有关，但由此却可以通向内心的世界，所谓“执仁立志”（《制言上》）是也。曾子学派对仁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制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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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则得而有之；人徒之众，则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将说富贵，必勉于仁也。昔者，伯夷、叔齐死于沟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济之间，非有土地之厚，货粟之富也，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是故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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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东西不是名与货，而是仁。仁是富贵和成名的基础，这种看法，直接承接的是《论语·里仁》里的如下说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过说得更加明快。其核心的主题是，对于一个君子而言，名、欲和仁相比哪一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生命的根基？这两者之间不必是矛盾的，可以有奠基于仁基础之上的富贵，也可以有在仁基础之上的成名，如舜和伯夷、叔齐。但是，当出现二者择一式的情形时，我们该如何做出决定？对于曾子来说，答案是显然的。这种答案实际上是把仁和君子生命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相比而言，名与富贵等是和生命更加疏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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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逻辑之下，曾子学派对于君子的进退定下了严格的标准。《曾子制言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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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君子进则能达，退则能静。岂贵其能达哉，贵其有功也；岂贵其能静哉，贵其能守也。夫唯进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进退有二观焉。故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得志，不安贵位，不博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则君子之义也。其功守之义，有知之，则愿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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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来看，进退不过是达和静之别，但曾子学派强调的是，达以观功，静以观守。而无论功守，皆以仁为依归。达则行仁，静则守仁，这是君子的进退之义。因此，尽管君子有其政治理想和出仕的愿望，但按照此义的要求，应根据具体的情形做出恰当的选择。《制言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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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天下有道，则君子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土；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问禁请命，不通患则出危色，则秉德之士不谄矣。故君子不谄富贵，以为己说；不乘贫贱，以居己尊。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向尔；寇盗，则吾与虑。国有道则突若入焉，国无道则突若出焉，如此之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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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于进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孔子丰富的进退实践，以及某些实践在儒门内部所引起的争论，曾子学派这里的论述其实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实用意义。这种比较严格的规定，以及天下无道的客观现实使得该学派对于出仕持有相对保守和谨慎的态度，因此给予退守的选择以广大的空间。“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见使，正直者则迩于刑，弗违则殆于罪。是故君子错在高山之上，深泽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见耕者五耦而式，过十室之邑则下，为秉德之士存焉。”曾子本人的生活实践以及其对孝的重视，似乎都和这种认识之间有某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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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一派的学问，明显表现出了对于朋友一伦的重视，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该派的特点。《论语》所记载曾子的话，有两条都涉及到朋友。“吾日三省吾身”中的第二项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另外一条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从中可知曾子交友的目的乃是通过礼乐的切磋实践以促进仁德的提升，而交友最基本的原则乃是信。《曾子疾病》篇记载曾子给儿子的遗言中有如下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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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于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几何而不陷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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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看作是对《论语·季氏》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之说的发挥。汉儒对朋友二字的解释，以为“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友显然比朋更进一层。交友的重要在于它对修身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必须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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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子张氏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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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之儒的说法，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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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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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儒家八派。在韩非所列的次序中，子张氏之儒位居第一，可见在先秦它应该是很有影响的一派，而且在韩非的时候应该保持着它的势力和影响。遗憾的是，由于文献不足的缘故，对于子张之儒的面貌，后来的学者很难获得详细的了解。郭沫若《十批判书》中有“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其中有对子张之儒简单但很重要的讨论。这以后，就很难见到专门讨论这问题的文字了。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发现了一批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有好多篇儒家的文献。(3)这些文献由于时处孔孟之间，因此对于研究包括子张之儒在内的战国儒家，具有重大的价值。就我看来，其中应该有些是子张之儒的作品。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拟较系统的探讨一下战国时期子张之儒的情形，以期有助于对先秦儒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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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张其人与子张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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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张生平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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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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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通志·氏族略》说：“颛孙氏出陈公子颛孙。”正与此条记载吻合。梁玉绳《古今人表考郑目录》进一步说是“阳城人”，不知何据，但其地正属于陈国。同时也有以子张为鲁人的说法，《吕氏春秋·尊师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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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鲁之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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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曾记“陈人弑其大子御寇，陈公子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因此鲁国也有以颛孙为氏者。前人欲调和陈鲁二说，所以推测子张为此奔鲁之颛孙氏后人，居鲁久之，故又称鲁人。之所以称陈人，则是为了明其来源。所以仍应以鲁人的说法为准确，如崔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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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乃颛孙之后，颛孙于庄二十二年自齐奔鲁，历闵、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张之非陈人明矣。盖因其先世出自陈，而传之者遂误以为陈人耳。若子张为陈人，孔子亦将为宋人乎？子张之子申详亦居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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