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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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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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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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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些有关曾子的资料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学而》、《泰伯》和《子张》三篇之中。《学而》乃《论语》首篇,位置特殊。《泰伯》只记载夫子和曾子的言语,很有可能为曾子门人所编辑。《子张》记载的都是孔门几个著名后进弟子的言行,其中包括曾子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记载的时间跨度应该很大,从青年时候从夫子问学一直到曾子有疾的暮年,所以该有很大的代表性,从中可以窥见曾子思想的重心所在。不过在讨论这方面之前,需要谈到的是曾子对于夫子的态度,这些材料中,有两条是曾子提到“吾闻诸夫子”,一条是对夫子一贯之道的说明,足见其对孔子的恭敬和追随。这种对夫子的恭敬应该也是曾子不能接受有子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同时也就决定了曾子思想的基本方向乃是延续孔子思想的主题,在这种延续中呈现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承继着孔子的思想,曾子非常强调仁的观念。如“仁以为己任”,“以友辅仁”是直接地论仁,忠恕之道则是仁的具体体现。他对阳肤所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充满了深厚的仁者情怀。曾子对仁的体认,特别地突出其内在性的一面。其评论子张“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大概子张是属于外有余而内不足的人物,所以基于内在性的立场,曾子对他有微词就是很正常的事情。第二,但此对内在一面的重视同时也要与外在的礼仪相配合,如孔子所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泰伯》篇记载曾子所说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等,都是外在一面的修养。此与内心的仁相配合,以追求情文之间的平衡。《子张》篇“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除非遇到“亲丧”的情形,否则人之情感的表达必须要考虑到礼的节制。第三,由对此种内在性的重视,进而突出内心的体验以及内省的方法。“吾日三省吾身”即代表着一种内省的态度,此种态度必然发展出“求诸己”的态度和对于内心的重视。后来孟子推崇曾子,即与此有关。第四,对于孝的重视,这是曾子的标志之一。上述十四例中,有四例直接与孝有关。孔门对于孝的理解,以有子所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最为著名。在这种理解之下,事父母的孝乃是行仁的根本。曾子显然接受此种认识,并重点围绕着它来展开自己的仁学和仁德实践。他所说的孝既包括内心不可抑制的爱的情感,又不离外在的对于父母的顺从,同时也含盖了对于祖先的祭祀。这种对孝的理解显然具有一种发散性,它和仁以及礼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并且具有实践之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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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论语》中有关曾子的资料作为标准来看《大戴礼记》中与曾子有关的十篇,这也是古本《曾子》中的内容,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述,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看作是研究曾子学派的比较可靠的文献。这十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曾子立事》,以“曾子曰”开始,主要从言和行两方面阐述君子之道。有时候还直接引用孔子之语,如“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等。第二类是《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和《曾子事父母》四篇,从名字上即可以了解,这几篇讨论的中心是孝道。第三类是《曾子制言》三篇和《曾子疾病》,推崇仁义,论君子进退和交游之道。第四类是《曾子天圆》,充满了阴阳观念的气息,在诸篇中显得比较另类,可能比较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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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应麟和高似孙的说法,《曾子立事》原来的篇题是《修身》,这个篇名也许更能够反映该篇的主题以及曾子学派的思想。该篇以“曾子曰”开始,讨论君子的德行,大概包括三十多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从文献上来说,不乏解释和发挥《论语》文字的内容。以如下的一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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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于仁矣。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者乎!吾无望焉耳。出入不时,言语不序,安易而乐暴,惧之而不恐,说之而不听,虽有圣人亦无若何矣。临事而不敬,居丧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则吾无由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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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明显与《论语》中的某些说法有关,譬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类似的情形还有一些,这都可以看作是曾子一派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就该篇核心的主张来看,很要紧的是一个“学”字。尤其最前面的几章内容都直接地与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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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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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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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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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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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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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段话以论学为中心,层层递进,足见作者对于学的重视。以此来看《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首句的安排,当非偶然。宋人多以《论语》的编纂与曾子有密切的关系,果然如此,那么这种安排可以看作是对“学”的强调,并与上述文字的想法契合无间。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上述的几段都可以视为“学而时习之”的注脚。学、习和知、行构成了由学出发的修身活动的基本结构,对于道德活动而言,知道什么是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善的实践,即所谓的习行。而在所有的习行之中,曾子学派对孝表现出了特别的注重。我们知道,从汉代开始曾经流行有《孝经》一书,司马迁以为是孔子向曾子陈孝道之作。这个说法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孝经》的成立与曾子学派有关,该是可以肯定的。除了《论语》中有关曾子重视孝道的材料之外,最主要的当然是《大戴礼》中的《曾子本孝》等四篇。与《论语》相比,这些篇对孝的论述更加系统。兹分数端略述之:第一是在心和礼之间来规定孝的范围,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概念是忠、爱和敬。如《曾子本孝》:“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曾子立孝》:“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曾子事父母》:“单居离问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爱而敬。”爱言其内,而礼正其外,内外合,孝道毕矣。这一方面突出了孝首先必须有内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孝必须有礼作为规范,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等。第二是以孝为行仁之本,诸德之端。《曾子大孝》中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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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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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忠信礼等都围绕着信而展开,这里所谓推而放的过程即是孝之扩充的过程,譬如由孝可以观忠:“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曾子立孝》)这无疑和《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说法一脉相承。在这种理解之下,孝已经超越了简单地侍奉父母的范围,而成为延伸至家庭之外的更普遍的社会和政治范围内的德行。《曾子大孝》说:“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很明显是以孝作为诸德的基础。其实《曾子立事》篇也有类似的说法:“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立也。”这与《大学》齐家而后能治国的主张是一致的。第三是由孝导出修身的主题。先来看《孟子·离娄下》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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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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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亲为事之本,守身为守之本,这里由事亲而守身,线索相当清晰。其中的逻辑乃是基于儒家对于生命的特殊理解,这就是以之为父母的遗体。“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曾子大孝》)孝子应该意识到,他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乃是父母之所赐,因此对于自家之“身”的爱护,便成为孝的一部分。“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曾子本孝》)孝子之一举一动,都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同时就关乎着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引用曾子的话说:“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于是,戒慎恐惧的敬就成为最基本的立身行事之方。曾子疾病之时对门人所说的“启予手,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以手足的完整来向门人显示对先人遗体的尊重,而这手足的完整则得益于无时不在的战战兢兢的生存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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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子来说,这种反省一直有两个标准:一是内在的仁,二是外在的礼。这在《曾子制言》三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制言上》开始就说:“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在尊卑贵贱长幼的分别之中,礼所代表的秩序体现着敬和爱之德。因此,对于非礼的行为,人们会有强烈的耻的感觉。相比起外在的约束而言,这种耻的感觉乃是道德秩序得以落实的内在基础。曾子学派的这种论述当然会让我们想起《论语·为政》中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虽然就直接的意义而言,礼只是和行有关,但由此却可以通向内心的世界,所谓“执仁立志”(《制言上》)是也。曾子学派对仁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制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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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则得而有之;人徒之众,则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将说富贵,必勉于仁也。昔者,伯夷、叔齐死于沟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济之间,非有土地之厚,货粟之富也,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是故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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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东西不是名与货,而是仁。仁是富贵和成名的基础,这种看法,直接承接的是《论语·里仁》里的如下说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过说得更加明快。其核心的主题是,对于一个君子而言,名、欲和仁相比哪一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生命的根基?这两者之间不必是矛盾的,可以有奠基于仁基础之上的富贵,也可以有在仁基础之上的成名,如舜和伯夷、叔齐。但是,当出现二者择一式的情形时,我们该如何做出决定?对于曾子来说,答案是显然的。这种答案实际上是把仁和君子生命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相比而言,名与富贵等是和生命更加疏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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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逻辑之下,曾子学派对于君子的进退定下了严格的标准。《曾子制言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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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君子进则能达,退则能静。岂贵其能达哉,贵其有功也;岂贵其能静哉,贵其能守也。夫唯进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进退有二观焉。故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得志,不安贵位,不博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则君子之义也。其功守之义,有知之,则愿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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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来看,进退不过是达和静之别,但曾子学派强调的是,达以观功,静以观守。而无论功守,皆以仁为依归。达则行仁,静则守仁,这是君子的进退之义。因此,尽管君子有其政治理想和出仕的愿望,但按照此义的要求,应根据具体的情形做出恰当的选择。《制言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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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天下有道,则君子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土;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问禁请命,不通患则出危色,则秉德之士不谄矣。故君子不谄富贵,以为己说;不乘贫贱,以居己尊。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向尔;寇盗,则吾与虑。国有道则突若入焉,国无道则突若出焉,如此之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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