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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应麟和高似孙的说法，《曾子立事》原来的篇题是《修身》，这个篇名也许更能够反映该篇的主题以及曾子学派的思想。该篇以“曾子曰”开始，讨论君子的德行，大概包括三十多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从文献上来说，不乏解释和发挥《论语》文字的内容。以如下的一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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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笃，难于仁矣。嗜酤酒，好讴歌，巷游而乡居者乎！吾无望焉耳。出入不时，言语不序，安易而乐暴，惧之而不恐，说之而不听，虽有圣人亦无若何矣。临事而不敬，居丧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则吾无由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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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明显与《论语》中的某些说法有关，譬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类似的情形还有一些，这都可以看作是曾子一派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就该篇核心的主张来看，很要紧的是一个“学”字。尤其最前面的几章内容都直接地与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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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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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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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承间观色而复之，虽不说亦不强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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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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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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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段话以论学为中心，层层递进，足见作者对于学的重视。以此来看《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首句的安排，当非偶然。宋人多以《论语》的编纂与曾子有密切的关系，果然如此，那么这种安排可以看作是对“学”的强调，并与上述文字的想法契合无间。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上述的几段都可以视为“学而时习之”的注脚。学、习和知、行构成了由学出发的修身活动的基本结构，对于道德活动而言，知道什么是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善的实践，即所谓的习行。而在所有的习行之中，曾子学派对孝表现出了特别的注重。我们知道，从汉代开始曾经流行有《孝经》一书，司马迁以为是孔子向曾子陈孝道之作。这个说法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孝经》的成立与曾子学派有关，该是可以肯定的。除了《论语》中有关曾子重视孝道的材料之外，最主要的当然是《大戴礼》中的《曾子本孝》等四篇。与《论语》相比，这些篇对孝的论述更加系统。兹分数端略述之：第一是在心和礼之间来规定孝的范围，其中涉及到的主要概念是忠、爱和敬。如《曾子本孝》：“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曾子立孝》：“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曾子事父母》：“单居离问于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爱而敬。”爱言其内，而礼正其外，内外合，孝道毕矣。这一方面突出了孝首先必须有内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孝必须有礼作为规范，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等。第二是以孝为行仁之本，诸德之端。《曾子大孝》中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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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体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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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忠信礼等都围绕着信而展开，这里所谓推而放的过程即是孝之扩充的过程，譬如由孝可以观忠：“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君子一孝一弟，可谓知终矣。”（《曾子立孝》）这无疑和《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说法一脉相承。在这种理解之下，孝已经超越了简单地侍奉父母的范围，而成为延伸至家庭之外的更普遍的社会和政治范围内的德行。《曾子大孝》说：“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很明显是以孝作为诸德的基础。其实《曾子立事》篇也有类似的说法：“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师长；使子犹使臣也，使弟犹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从政者矣。赐与其宫室，亦犹庆赏于国也。忿怒其臣妾，亦犹用刑罚于万民也。是故为善必自内始也。内人怨之，虽外人亦不能立也。”这与《大学》齐家而后能治国的主张是一致的。第三是由孝导出修身的主题。先来看《孟子·离娄下》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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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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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亲为事之本，守身为守之本，这里由事亲而守身，线索相当清晰。其中的逻辑乃是基于儒家对于生命的特殊理解，这就是以之为父母的遗体。“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曾子大孝》）孝子应该意识到，他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乃是父母之所赐，因此对于自家之“身”的爱护，便成为孝的一部分。“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途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曾子本孝》）孝子之一举一动，都不仅是个人的事情，同时就关乎着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引用曾子的话说：“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于是，戒慎恐惧的敬就成为最基本的立身行事之方。曾子疾病之时对门人所说的“启予手，启予足，《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以手足的完整来向门人显示对先人遗体的尊重，而这手足的完整则得益于无时不在的战战兢兢的生存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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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子来说，这种反省一直有两个标准：一是内在的仁，二是外在的礼。这在《曾子制言》三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制言上》开始就说：“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在尊卑贵贱长幼的分别之中，礼所代表的秩序体现着敬和爱之德。因此，对于非礼的行为，人们会有强烈的耻的感觉。相比起外在的约束而言，这种耻的感觉乃是道德秩序得以落实的内在基础。曾子学派的这种论述当然会让我们想起《论语·为政》中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虽然就直接的意义而言，礼只是和行有关，但由此却可以通向内心的世界，所谓“执仁立志”（《制言上》）是也。曾子学派对仁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制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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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君子以仁为尊。天下之为富，何为富？则仁为富也；天下之为贵，何为贵？则仁为贵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则得而有之；人徒之众，则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将说富贵，必勉于仁也。昔者，伯夷、叔齐死于沟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济之间，非有土地之厚，货粟之富也，言为文章，行为表缀于天下。是故君子思仁义，昼则忘食，夜则忘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谓守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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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东西不是名与货，而是仁。仁是富贵和成名的基础，这种看法，直接承接的是《论语·里仁》里的如下说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过说得更加明快。其核心的主题是，对于一个君子而言，名、欲和仁相比哪一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生命的根基？这两者之间不必是矛盾的，可以有奠基于仁基础之上的富贵，也可以有在仁基础之上的成名，如舜和伯夷、叔齐。但是，当出现二者择一式的情形时，我们该如何做出决定？对于曾子来说，答案是显然的。这种答案实际上是把仁和君子生命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相比而言，名与富贵等是和生命更加疏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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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逻辑之下，曾子学派对于君子的进退定下了严格的标准。《曾子制言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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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君子进则能达，退则能静。岂贵其能达哉，贵其有功也；岂贵其能静哉，贵其能守也。夫唯进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进退有二观焉。故君子进则能益上之誉，而损下之忧。不得志，不安贵位，不博厚禄，负耜而行道，冻饿而守仁。则君子之义也。其功守之义，有知之，则愿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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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来看，进退不过是达和静之别，但曾子学派强调的是，达以观功，静以观守。而无论功守，皆以仁为依归。达则行仁，静则守仁，这是君子的进退之义。因此，尽管君子有其政治理想和出仕的愿望，但按照此义的要求，应根据具体的情形做出恰当的选择。《制言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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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天下有道，则君子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土；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入境及郊，问禁请命，不通患则出危色，则秉德之士不谄矣。故君子不谄富贵，以为己说；不乘贫贱，以居己尊。凡行不义，则吾不事；不仁，则吾不长。奉相仁义，则吾与之聚群向尔；寇盗，则吾与虑。国有道则突若入焉，国无道则突若出焉，如此之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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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于进的限制是相当严格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孔子丰富的进退实践，以及某些实践在儒门内部所引起的争论，曾子学派这里的论述其实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实用意义。这种比较严格的规定，以及天下无道的客观现实使得该学派对于出仕持有相对保守和谨慎的态度，因此给予退守的选择以广大的空间。“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见使，正直者则迩于刑，弗违则殆于罪。是故君子错在高山之上，深泽之污，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见耕者五耦而式，过十室之邑则下，为秉德之士存焉。”曾子本人的生活实践以及其对孝的重视，似乎都和这种认识之间有某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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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一派的学问，明显表现出了对于朋友一伦的重视，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该派的特点。《论语》所记载曾子的话，有两条都涉及到朋友。“吾日三省吾身”中的第二项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另外一条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从中可知曾子交友的目的乃是通过礼乐的切磋实践以促进仁德的提升，而交友最基本的原则乃是信。《曾子疾病》篇记载曾子给儿子的遗言中有如下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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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贷乎如入于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几何而不陷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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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看作是对《论语·季氏》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之说的发挥。汉儒对朋友二字的解释，以为“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友显然比朋更进一层。交友的重要在于它对修身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必须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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