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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子书有二十一篇来看，他的思想应该是很丰富的。根据现有的线索，我们可以知道世硕在人性问题上曾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说法，但他还没有把性和善不善的问题联系起来。世子大概是最早的把人性和善不善问题联系起来的人，从王充的描述看，他是主张人性有善有恶的，所养不同，则所长不同。类似的意见在《孟子》中也能看到。《告子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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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都子问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叟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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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都子这里列举了三种不同于孟子性善说的人性主张。其中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与世子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应该就是世子的看法。应该注意，这里并没有使用“恶”这个字眼，看来最初的时候，都是用善或者不善来描述人性的。结合这里和王充的论述，我们对于世子的人性思想，大概有这样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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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性有善有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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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此后天的“养”是人之善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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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养的关键又在君主，所以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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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的展开中，人性问题的讨论和御民方法的探索是分不开的。因此，人性其实指的是“民性”，这一点是要明白的。所谓的“养”，也指的是“养民”而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君主的重要性。“养”这个字，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把它和“性”联系起来，就显得有些不同。《论语》中的很多“养”字都在普通的意义上使用，到了《孟子》，就有些不同。大凡“养心”、“养气”、“养贤”等词，我们都可以在孟子那里发现。这很难说不是受到了世子之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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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人性问题的讨论中就不难看出，世子对于治道应该是很有兴趣的。帛书《五行》篇对世子的称引证明了这一点。那前后的一大段话都是围绕着世子的言论展开的，我们把它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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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之大，大者，人行之□然者也。世子曰：人有恒道，达□□□□□□间也，间则行矣。不匿，不辩于道。匿者，言人行小而轸者也。小而实大，大之者也。世子曰：知轸之为轸也，斯公然得矣。轸者，多矣。公然者，心道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诛，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不辨于道也，间为言犹衡也，大而炭者，直之也。不周□四者，不辨于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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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篇这里讲人之行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简，一是匿。前者是指有大罪而大诛之，后者是指有小罪而赦之。不简则不行，不匿则不辨于道，二者缺一不可。而简和匿又被归结为儒家的根本原则：仁和义。在这个讨论中，引用世子的话，似乎世子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其实在《论语》上，就已经提到过简和匿的问题，不过是很粗略而已。《雍也》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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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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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苑·修文》篇对此处“简”字的解释是“易野也。易野者，无礼文也。”是说质直而不拘于礼文。《尔雅·释诂》谓“简，大也”。将这两个意思合起来看，简是直和大的意思。这与《五行》篇对“简”的解释也很吻合。孔子和仲弓的看法，是说要把敬和简结合起来，仅仅有“简”的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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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郭店竹简与陈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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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文献，一共有十几篇。其中有一篇记载着鲁穆公问子思的一段话，这是郭店竹简中唯一提到儒家学者名字的地方。另外，其中的《五行》和《缁衣》两篇，从历史的线索来看，也都与子思或子思氏之儒有关。所以学者多以郭店儒家的文献为子思之儒的作品。但我的看法，儒家既然从孔子死后就已经分化，而且不同派别之间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关系。再加上各派也不是画地为牢，互相之间的沟通融合也不会太少，所以单凭有几篇和子思有关，就断定这些都是子思氏之儒的文献，也许过于匆忙。郭店地处湖北，战国时期乃是楚国的核心区域，从南方儒家的线索来考虑这批文献的性质，也许更有道理。当然，战国时期，南北的交流已经非常的频繁，这并不是说它们不可能来自北方。就子思来说，固然是鲁人，但由于他的母亲改嫁到卫国，所以居卫的时间倒是很久的。《史记》上说子思还困于宋国，于是才有《中庸》的创作。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在南北之间流动的人物。如果考虑到子思和南方的子游及子张之儒的密切关系，我们的考虑范围更要扩大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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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的角度来研究郭店的竹简，最值得考虑的是陈这个地方。陈本是舜后裔的封国，其地在今河南淮阳一带，处于中原和楚国之间，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中心。该国从周初到春秋时期都存在，但春秋末期开始，便沦为楚国的附庸，到哀公十七年即孔子死后一年，更为楚国所兼并，成为楚的一部分。陈地的文化似乎是古老且颇具特色的，《左传·昭公八年》中记载着陈为颛顼之族（在古帝王谱系中，颛顼是舜的祖先），其后一年又提到陈为水属，原本与作为祝融之后和火属的楚国是对立的。(9)子张以颛臾为氏，就应与颛顼有关。春秋战国时期，陈地出了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老子，他是苦县厉乡曲仁里地方的人。此外，老子的弟子庚桑楚，儒家中的子张、世子、陈良（见《孟子》）等都是这里的人。在郭店竹简中，与陈地有关的文献是很多的，值得特别的注意。最明显的当然是《老子》。此外，《太一生水》一篇，非常重视水的作用，特别引人注目。尽管到现在学者对此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解释，但很难说不与水属的陈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后世的五行说中，陈的祖先颛顼一直是被视做北方的大帝，和水的位置是重合的。老子对水的推崇当然也可以在他的著作中看到。所以把《太一生水》放在陈的文化背景中考虑，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做法。另外应该提到的则是《五行》篇，在马王堆帛书的《五行》篇中，其解说的部分有“世子”的名字，这至少说明世子一系的儒者对这文献是有过极大兴趣的。而世子也是陈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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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店的文献，以陈地为中心的南方儒家是值得注意的。这之中，子张作为陈地儒家的领袖，再考虑到子张之儒的重大影响，无论如何是不能忽略的。同时考虑的还有子游，他与《五行》篇和《性自命出》的关系已经受到了学者的注意。(10)如上所述，子张之儒和子游、子思本来就有密切的关系。本着这样的理解，我觉得在郭店竹简儒家类文献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和子张之儒有关的。以下试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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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唐虞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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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之道》这一篇，与其说是子思一派的文献，倒不如说是子张之儒的作品更有道理一些。这篇的重点是说明“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的道理。它的特点，与子张的倾向是很相合的。试举几端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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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篇讲尧舜禅让的故事，应该是本于《尚书·尧典》。内中的很多文字是在发挥《尧典》的意思，可见作者对《尚书》是很熟悉的。孔门的弟子之中，子夏和子游当然是“文学”科的高足，子张和他们也应不相上下。我们看孟子和荀子都把这三人一块评论就可以知道。如前所述，子张对《尚书》和历史是很有兴趣的，这正和《唐虞之道》的性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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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讲尧舜禅让最早的，大概就是《论语·尧曰》一篇了。篇中记载尧、舜、禹相传的箴言，虽然没有说是禅让，但内含的意思是明白无疑的。如前所说，这篇可能就是子张之儒所编，与《唐虞之道》也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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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荀子批评子张氏之儒“禹行而舜趋”（《荀子·非十二子》），可知他们是十分尊崇尧舜，并努力效法其行为的。考子张本为陈人，孔子死后又主要回到陈地活动。陈乃是舜后裔的封国，对于舜自然是崇敬无比的。因此，这派儒家结合舜的事迹发挥自己的主张，正是理所当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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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虞之道讲究亲亲尊贤，前者为仁，后者为义。亲亲自然是从孝开始，这本是儒家的通义。但“孝之方，爱天下之民”，却又是该篇的特殊处。它把仁发挥为爱天下之民的原则，倒有些接近于墨家的兼爱。尊贤在《论语》上就说过，也是儒家普遍的主张。但由尊贤发展出禅让，说“禅，义之至也”，却也是这篇的特异处。也有点像是墨子的尚贤。曾经有人怀疑《唐虞之道》是墨家的作品，固然不对，却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儒家之中，子张的一派是最宽让的了，这从《子张篇》记载的子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主张就可以看出。所以郭沫若认为子张之儒比较接近于墨家，确实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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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忠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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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店竹简中，《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可以说是孪生的兄弟。它们在形制上完全相同，字体也一致，与其他篇比较，则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两篇文献之间应该有某种密切的关联。譬如它们的来源可能相同，或者原本出于同样的作者。《唐虞之道》主要论述禅让的问题，而《忠信之道》中，也有“其言尔信，故但而可受也”的话，显然是承继着《唐虞之道》而来。同时，该篇把“信”作为禅让的前提，而信又是“义之期也”，与《唐虞之道》由“义”谈禅让的论调也一致。两篇似乎也做了有意的分工，《唐虞之道》论禅让主要是根据仁义，而《忠信之道》则专门讨论忠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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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在孔子那里就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弟子的记载中，孔子主要教授四方面的内容：“文、行、忠、信”，从中可见孔子对忠信的重视。就《论语》中所见，“忠信”并称的共有四处，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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