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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方也；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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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仁义在战国中期前后都是一个热烈的话题，其中的一个争论就是仁义内外的问题。较孟子稍早的告子就主张仁内义外，而遭到孟子的批评。郭店竹简《语丛》中，有明确的“仁内义外”的说法。仔细分析上述话的内涵，似乎也有这样的意思。义是和敬相关的规范，是节制物的。它和性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仁则是和性直接相关的，性之中可以生出它来。我们不要忘记这篇的主张虽然不是性善论，但至少认为性中有善的种子。所以认为性可以生出仁来并不十分奇怪。这样说来，仁其实属于人情的范围，它可以是内在固有的。但义不同，它作为物之节，是“理”情的。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内外的字眼，但意思很清楚。我们再看下面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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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类七，惟性爱为近仁；智类五，惟义道为近忠；恶类三，惟恶不仁为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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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爱类七”等，我们不得而知，但“性爱为近仁”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是说发自性的爱接近于仁，与“性或生之”的说法是一致的。它真正要说的是：与本性无关的爱不能叫做仁，爱必须是有真情作为基础的。这当然是对孔子“仁者爱人”说法的一个进一步界定。与此相对，所谓的“义”，则被规定为恶不仁。义首先是和恶联系在一起的，但恶的对象是不仁。孔子曾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里是把“好人”归于仁，而把“恶人”归于义。我们感兴趣的是，作者分别用“爱”和“恶”来规定“仁”和“义”。后面的一段话与此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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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而不可非者，达于义者也。非之而不可恶者，笃于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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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与否是情感的问题，可非与否是道理的问题。情感和道理有时候是有冲突的。恶一个东西但不违背道理，这是通于义的人；虽违背道理但不能恶，是通于仁的人。大体而言，仁偏重于情感，而义偏重于道理。《庄子·天下》篇说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与此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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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单概括了《性自命出》中与性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念。不难发现，在一些基本点上，和世子是一致的。首先要注意王充的说法，世子等是论“情性”的，这正与该篇大谈性情的倾向重合。其次是性有善有恶，也是世子和《性自命出》共同的主张。再次是“养”和“长”的说法，更是密合无间。在王充的描述中，“养”和“长”是专门针对着世子说的。王充距离班固不远，当然是看过著录在《汉书·艺文志》中的《世子》书的。最后是对仁义的看法，与帛书《五行》篇所引世子的看法也一致。所以说《性自命出》与世子有关，或许是目前最合理的推测。即便不是世子亲著，也和他的传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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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尊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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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德义》一篇的核心是治国原则的探讨，其中德和教是两个基本的原则。“为政以德”从孔子开始就是儒家的重要主张，其具体表现则是“礼”，或者再加上“乐”。这篇也是把礼乐看作德治的主体，所以说“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透露出某些批评别家的色彩。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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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与刑，祸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爵位，所以信其然也。征侵，所以攻□［也］。刑［罚］，所以□与也。杀戮，所以除害也。不由其道，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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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与刑，固然是祸福的根基，要看重的。但还有比它们更根本的东西，这就是道。这里所谓道，和《性自命出》应该是一样的，其具体的内容也就是礼乐。这段话当然可以看作是对《论语·为政》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发挥，但说的更具体和明确。赏和刑作为治国的手段，大体是法家的主张。这里的批评，让人觉得这时法家的思想似乎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要注意赏和德的区别，两者虽然看起来有类似的地方，但一个是着眼于利害，一个是着眼于道德，实质是不同的。《尊德义》特别强调治民要顺民道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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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民。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汤不易桀民而后治之。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艺地，地之道也。莫不有道焉，人道为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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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莫不有道，圣人面对不同的对象，当然要采取不同的道。譬如治水要效法水之道，御马要遵循马之道，艺地要因顺地之道，治民当然要依据民之道。这里的提法，可以让人想起《性自命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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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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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四术”是否就是这里所说的四道，还可以存疑。但两篇文献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即对人道的重视。这个“人道”，说白了，又是“民道”。这一点还是要提醒读者的，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所谓的人性，其实着眼的也是“民性”，并从民性的讨论中发展出的。既然要顺民道，而道又以心术为主，所以不免和民心发生联系，《尊德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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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动民必顺民心，民心有恒，求其永。重义集理，言此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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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民心，其实更多的是民性的意思。“重义集理”，则是用义理来引导民性，使之向德的方向来发展。这里就涉及到化民的方法，《尊德义》推崇的是“教”。在它看来，教不是完全把外在的东西强加于民之上，但很显然也不是完全由民心可以生发出来的，而是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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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政者，或论之，或义之，或由中出，或设之外，论列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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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其他篇的看法，可知这里所谓由中出的是情，由外作的是义。“论列其类”的说法与《性自命出》的“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无疑是有关的。该篇有专门论“教”的文字，首先是要“教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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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其政，不教其人，政弗行矣。故终是物也而有深焉者，可教也而不可疑也。可教也而不可迪其民，而民不可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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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的内容不同，民的作为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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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民必富，富未必和，不和不安，不安不乐。善者民必众，众未必治，不治不顺，不顺不平。是以为政者教道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教以辩说，则民艺长贵以忘。教以艺，则民野以争。教以技，则民少以吝。教以言，则民以寡信。教以事，则民力啬以湎利。教以权谋，则民淫昏，违礼无亲仁。先人以德，则民进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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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简直是在直接发挥《论语·子路》中如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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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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