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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与？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辏与？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与？自吾得由也，恶言不入于门，是非御侮与？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有四友以御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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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曰：高宗梁暗，三年不言。何谓梁暗也？传曰：高宗居倚庐，三年不言。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而莫之违，此之谓梁暗。子张曰：何谓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听焉。以民臣之义，则不可一日无君矣。不可一日无君，犹不可一日无天也。以孝子之隐乎，则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义者彼也，隐者此也。远彼而近此，此孝子之道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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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曰：尧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则？教诚而爱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龙子曰：未可谓能为书。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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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曰：仁者何乐于山也？孔子曰：夫山者□然高。□然高则何乐焉？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生财用而无私为焉，四方皆代焉，每无私予焉。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此仁者之所以乐于山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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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条明显是讨论舜的事迹，第四条也推崇尧舜，与荀子所谓子张之儒“禹行而舜趋”（《荀子·非十二子》）的性格是一致的。第二条即便是假托孔子的话，其目的也是要抬高子张在孔门中的地位。第三条的记载与《论语》可以参看，这里更细致一些。第五条也当与《论语·雍也》“仁者乐山”之说有关，也许是借题发挥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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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由于基本是古代官府的文献，与政治和历史的关系是最密切的。这与《论语》所见子张思想的特点一致，也许是子张和其一派儒家喜欢《尚书》的原因。对于子张之儒的研究来说，《尚书大传》的记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让我们了解其在早期《尚书》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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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二戴《礼记》中的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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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和《大戴礼记》作为汉初保存和整理的儒家礼学文献的选本，其中保存了许多很早的资料。从整个的文本而言，它们中的大部分也许完成于汉初，但其中的素材则主要是取自先秦的。(12)所以对于研究先秦的思想史而言，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其中也多记载孔子和其弟子事迹，关于子张的记载集中在《檀弓》和《仲尼燕居》两篇中。《檀弓》记载了子张临死的情形和他的丧礼，还有前面已经提到的子张和子夏除丧弹琴的不同表现。《仲尼燕居》记载子张与子游、子贡和孔子谈论礼的问题，重复了《论语·先进》中孔子对子张和子夏“过”和“不及”的评价，强调要一归于礼，以礼制中。其中有“子张问政”的细节，孔子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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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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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郭店《尊德义》诸篇的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当子张进一步追问的时候，孔子的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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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籥，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室而无奥阼，则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行而无随，则乱于涂也；立而无序，则乱于位也。昔圣帝、明王、诸侯，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涂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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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和郭店楚简中的一些言论对照，会发现它们是非常类似的。譬如《成之闻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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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君子衽席之上，让而受幼；朝廷之位，让而处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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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正是“席则有上下”和“立则有序”。而“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也正是《成之闻之》和《六德》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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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礼记》中关于子张的记载，最值得注意的是《子张问入官》一篇。入官即是“仕进”，这和《论语》中多见的“子张问政”所体现的政治兴趣是一致的。篇中多讨论治民之道，其中的核心是后面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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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者，莫若先虚其内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虽行必邻矣；不以道御之，虽服必强矣；故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矣；外内不相应，则无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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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与郭店我们视为子张之儒的作品比较的话，其间的相似性是再明显不过的。“以身先之”是《成之闻之》的主题，“道御之”的说法见于《六德》，(13)“忠信”则见于《忠信之道》和《六德》等篇，“外内相应”主要是讲言行一致，读者在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这里的主题仍然是政治的问题，治民的方法成了讨论的核心。事实上，这是该派儒家从子张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国末和汉初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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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子游氏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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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孔子晚年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子游在孔子没后的儒家学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儒家思想的展开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孟子以为子游与子夏、子张一起“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虽然不及颜回等德行之儒的具体而微，但总算是在某些方面有所贡献。荀子认为子思、孟子和子游之间颇有渊源，并有“子游氏之贱儒”（《荀子·非十二子》）的说法。孟子与荀子对子游的评论当然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背景，但从中可见子游氏之儒在战国时代的重要影响。《礼记》中关于子游的记载也比较多，其中的子游有着精通礼乐的形象，享有很高的地位，这大概符合其“文学”之儒的特点。尤其是《礼运》一篇，学者多以为是子游后学所作，被看作是研究子游氏之儒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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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游与子游氏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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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小孔子四十五岁，吴人。后来的文献如《孔子家语》也有子游鲁人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子游居鲁时间比较久，又在此地为官的缘故。《论语》提到子游为武城宰，看来他具有政事的才能，加上又具有孔子弟子的身份。子游治武城期间，孔子曾经来过此地，闻弦歌之声，于是有“割鸡焉用牛刀”的戏言。子游很严肃地回答这是遵循着老师的如下教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在孔门四科中，子游与子夏同属于文学科，而且位居子夏之前。我们知道，文学的主要内涵是与礼乐制度和典籍有关。这说明在孔门弟子中，子游和子夏是礼乐之学的佼佼者。但二者的倾向似乎不同，大抵子夏重视礼的具体节目，而子游更关注礼的根本，《论语·子张》中有一段重要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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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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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末，很显然是指洒扫应对进退等而言，子游对子夏门人小子“本之则无”的批评，可以看作是对子夏的委婉批评。于是才引起子夏的不满和回应，认为为学当有本末次第，而最终的目标则是有始有卒，本末兼具。看来子夏也不反对子游所做出的本和末的区别，所谓本，也就是林放所问的“礼之本”，这是孔子和弟子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弟子们也许对于其具体内涵的理解有些不同，但其基本的方向一定与心有关。子游在众弟子当中对于心的作用和意义是颇有自觉的，《论语》关于子游的记载并不多，除了上述的一则外，还有如下的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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