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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专诚：《孔子·孔子弟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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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春秋繁露·俞序》曾经引用过世子的话，是罕见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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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详见本书第二章关于《论语》编纂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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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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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左传·昭公九年》说：“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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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和孟轲的五行说时，最后特别提到“以为仲尼、子游为滋厚于后世”。这显示出当时五行说的主张者是把子游看作自己思想的先驱的。另外，《性自命出》所说“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作。作，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通。通，愠之终也”的一段话与《礼记·檀弓》所记子游之语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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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郭沫若：《十批判书》，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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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详见本书第四章关于《缁衣》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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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六德》中的“道御止”看来应该读为“道御之”，在上下文中，这几个字有些突兀，也许是对之前内容的概括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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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梁涛以为这里的“本”是指“礼化民易俗、平治天下的功能和作用”，似有不妥。梁说见《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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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郭沫若：《十批判书》，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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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郭店竹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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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郭店竹简《缁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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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中的《缁衣》，在其总共四十九篇之中并不算引人注目。但自从在郭店楚墓竹简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传本以后，学者们对它的兴趣就突然增加了起来。(1)而且据说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竹简中还有另外一个甚至两个《缁衣》的传本存在，(2)更说明该文献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而且在并非儒家传播中心地区的楚国）在郭店竹简属于儒家类的篇目中，由于仅仅《缁衣》一篇才有传世本可以对照，所以它的研究价值就更为丰富。除了思想史上的意义外，对于考察古代文献特别是儒家文献的流传与演变的情形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文对《缁衣》的研究，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将会特别注意考察隐藏在不同版本背后的编者意图，并提出儒家文本流传过程中“寓作于编”的现象，希望能够藉此加深对古代文本性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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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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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本《缁衣》原无篇名，但因其与《礼记·缁衣》篇的内容基本相同，而且首章首句中有“缁衣”的字眼，所以整理者据此将其命名为《缁衣》。该篇在竹简中即分章，篇末还有“二十有三”的字眼，显然是章数统计，可知竹简《缁衣》有二十三章。该篇每章都以“子曰”开始，然后是引申或发挥的文字，最后引《诗》或者《书》以为证，形式非常整齐。《礼记》本《缁衣》与之相比，最直接的差别是多出了两章。其中一章在《礼记》本中居于篇首，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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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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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很简单，体例也和其他章不同，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这里“子言之”的用法与篇中其他章都称“子曰”明显不同，应该是后来出于某种需要增加的。比较《礼记》中的《表记》和《坊记》，会发现他们在篇首或者篇中一个段落的开始，也都是采取“子言之”的形式，《礼记》本《缁衣》与此是一致的。按照沈约的说法，这几篇都是取自于《子思子》，所以体例相同，也许在《子思子》中就已经是如此。另外一章很长，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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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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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章相比，这一章的篇幅明显要长很多。其意义我们后面将会涉及到，这里暂且放下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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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出的这两章以外，我们在《礼记》本与郭店本《缁衣》的其他二十三章之间基本上可以发现对应的关系，不过《礼记》本的某些章多出了一些文字。但是，最重要的差别是结构上的，即它们排列各章的次序有非常大的不同。这种差异是如何出现的，其性质如何，譬如是有意的编纂行为还是无意的错简？后面的分析会指出，这是编者有意识的行为。换句话说，郭店本和《礼记》本《缁衣》的编者出于不同的考虑，因此对类似的材料进行了不同的编排。对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如何估计呢？譬如，我们是把它们看作同一个文本的不同流传形式，还是干脆可以视之为两个不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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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古代的文本研究而言。较早的文本往往是流动的、不定型的。这一方面是受传播材料的限制，因此文本的传播还没有完全摆脱口头流传的影响，文字常常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一些无意的变异；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到与文本流传有关的人那里去找理由。这些人都是潜在的编者，他们会把自己的想法以某种方式注入到文本之中。郭店材料中典型的例子是《老子》，不管郭店《老子》的性质如何，与通行本相比，它们在篇章结构上面的差别都是巨大的。如果以通行本为参照系，在这里相连的章，在郭店的文本之中几乎都不再接续。这种差异显然应该被看作是编者有意的行为，按照我的理解，郭店的三本《老子》是按照主题被组织在一起的，以适应某种特殊的需要。(3)郭店与通行本的组织方式显然不同。这个时候，你不能够说郭店《老子》和通行本是同一个文本，譬如你不能从郭店《老子》就推出通行本《老子》一定就存在，反之亦然。类似的情形也见于《五行》篇，以郭店和马王堆的文本比较，除了后者多出“说”的部分以外，即便在二者共有的所谓“经”的部分，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根据庞朴先生的概括，在二者不同的地方，帛书是先分别谈仁义礼智圣之所以，然后对此再做进一步的论述，最后总括这五行和仁义礼智四行。而竹简则是先谈圣智，再论仁义礼，然后再谈圣智、五行、四行和仁义礼。庞朴先生总结这种差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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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书在这一处的次序差异，不是错简所致，不是手笔之误，也不像是出自两个来源，而是理解上的不同。帛书按照仁义礼智圣的次序谈，循序而进；竹书则先谈圣智，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根据这种理解，竹书或帛书的主人，乃有意识地对原书次序做了一下调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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