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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像竹帛《五行》篇之间这样复杂而有序的差别，如果要排除有意的编纂者，而归之于错简或者其他的原因，是不可想象的。而编纂的目的，则是在旧的文本中注入新的想法。冯友兰先生论述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旧瓶装新酒”，他主要是指解释者（注释者）把新的想法通过注释的方式加入到旧的经典（文本）之中。其实像文本的改编者，做的也是“旧瓶装新酒”的工作。他们往往不说自己“作”了什么，他们只是在“述”，但是这种“作”已经存在于“述”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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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注释或解释，一种是改编。前一种学者已经谈论的很多，后一种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其实，这种借改编来表达自己某种想法的情形，可以说是儒家的老传统。儒家的宗师孔子，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编纂者，也是一个最大的借改编某些文本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典型。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等处的说法，孔子对于古代的《诗》、《书》、《乐》、《春秋》等都进行了重新编定的工作。譬如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取其合于礼义者三百余篇，作为课本教授学生。这种取舍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改编，它有一个取舍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合乎“礼义”。对其他文本的改编也是如此，司马迁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以看出这种编纂其实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在后儒看来，孔子于“笔削”之间，就存在着“微言大义”。这种改编当然不是完全创造新的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旧的，就如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但“古”有很多内容，孔子“述”什么，不“述”什么，本身就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往往又通过“编”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从其用一定的想法对文本进行了改造而言，它又是新的。我们就可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实是“借述而作，寓作于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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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看郭店和《礼记》本《缁衣》在结构等方面的差别，也许我们可以思考更多的问题。这涉及到对古代文本的一般理解，以及对包括《礼记》在内的许多书籍的看法。以下，我们先从讨论郭店和《礼记》本《缁衣》的差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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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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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郭店本《缁衣》和《礼记》本《缁衣》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已经有几篇文章都讨论到这一点，(5)不过，我们还是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做一些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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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结构上的。一般而言，结构指的是文章的组织方式，而次序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郭店本《缁衣》与《礼记》本《缁衣》内容略同，但在次序上有明显的差异，从而体现出两者不同的组织原则。初看之下，郭店本的次序似乎更能让人发现编者（或作者）的存在。全篇二十三章，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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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一到八章，以“好恶”为中心进行论述，认为君主的好恶会被臣民所效法，所以要小心谨慎。第八章的“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很明显有结语的味道。该部分除了第二章和第七章外，其他几章中都出现好恶这两个字，这显然是编者有意的安排。而且，虽然没有出现“好恶”的字样，但第二章引用《诗经》中的“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句，第七章中引用《诗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的话，表明君主为臣民榜样的意思，正与本部分其他章的说法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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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九到十三章，主要说明君主治国的方法，其核心是明德慎罚。其中提到尊贤人、敬大臣、教以德、齐以礼等，与《论语》及《中庸》的一些说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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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十四到十九章，全部围绕着的是言行的问题。这里的“言”并非一般的说话，而是王者之言，有政令的意思。这部分的中心是说君子要言行相顾，这样才可以获得民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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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是余下的四章，主要讨论的是朋友之道。儒家视朋友为五伦之一，见于《中庸》，所以非常重视交友之道。《论语·季氏》中就有损益之说，这里说朋友不以私惠，即合乎《卫灵公》“群而不党”的意思。又说交友要能好能恶，与富贵或贫贱无关，其标准应是好仁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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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本的这四个部分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补充，重点是阐明为君之道。编者依照主题，将相同或类似的内容安排在一起，足见其用心。与此相比，《礼记》本《缁衣》的次序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没有这样整齐，但仍然有其明显的编辑原则。我们来分析一下《礼记》本《缁衣》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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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本《缁衣》开始的一章，不见于郭店本，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在原来《缁衣》的本子中，此章也不当有。一是因为古书命名的习惯，一般是取篇首几字为该篇的篇名。“缁衣”二字，正在郭店本的首章首句之中，但在《礼记》本中，包含“缁衣”字样的文字却放在了第二章，显然不合乎这个通例。其二，该篇各章都以“子曰”开头，无一例外，而《礼记》本的首章则是“子言之曰”，与《表记》、《坊记》相同，明显可以知道是将这几篇文献编辑在一起的时候，为追求统一的体例而做的改变，但绝非原来的样子。从这似乎就可以说，《礼记》本的《缁衣》一定是个改编本。我们先举前三章为例，(6)来具体说明编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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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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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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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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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章之所以放在一起，并非偶然。读者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其中每一章都与“刑”的问题有关。这正是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理由。第三章明确提出了德与刑两种统治方法的对立，所以在后面的第四到第六章，就从正面来阐述作为德治核心内容的“仁政”，特别是第五和第六章，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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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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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诗》云：“有梏德行，四国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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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要求统治者好仁、行仁政，与前面尊德抑刑的看法正相一致。仅凭此就可以看出，《礼记》本《缁衣》的组织原则与郭店本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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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的差异之外，郭店本和《礼记》本《缁衣》之间在文字上也有很多不同。而且，这个不同主要是体现在《礼记》本多出了一些文字。譬如郭店本第五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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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诗》云：“谁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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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的是《礼记》本的第十七章，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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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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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缁衣》每章的文字分为两部分，即“子曰”的部分和称引经典部分的话，可以发现，这两部分内容在《礼记》本中都有了增加。“子曰”部分内容的增加可以看作是文意上进一步的补足，对内容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感觉上仍然会有一些变化。如郭店本“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句的后面，《礼记》本增加了“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的话，通过对心和体关系的描述，就突出了君主的主导地位。同样，郭店本“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的文字，到了《礼记》本中，就变成了“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前者只偏重在否定的方面，后者则正反兼顾。因为“子曰”部分的这种变化，随后就影响了对经典的引用。不难发现，《礼记》本该章引用《诗》、《书》的文字都较郭店本为多，以引《诗》为例，郭店本的文字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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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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