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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像竹帛《五行》篇之间这样复杂而有序的差别,如果要排除有意的编纂者,而归之于错简或者其他的原因,是不可想象的。而编纂的目的,则是在旧的文本中注入新的想法。冯友兰先生论述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旧瓶装新酒”,他主要是指解释者(注释者)把新的想法通过注释的方式加入到旧的经典(文本)之中。其实像文本的改编者,做的也是“旧瓶装新酒”的工作。他们往往不说自己“作”了什么,他们只是在“述”,但是这种“作”已经存在于“述”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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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所谓的“旧瓶装新酒”,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注释或解释,一种是改编。前一种学者已经谈论的很多,后一种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其实,这种借改编来表达自己某种想法的情形,可以说是儒家的老传统。儒家的宗师孔子,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编纂者,也是一个最大的借改编某些文本来表达自己想法的典型。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等处的说法,孔子对于古代的《诗》、《书》、《乐》、《春秋》等都进行了重新编定的工作。譬如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取其合于礼义者三百余篇,作为课本教授学生。这种取舍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改编,它有一个取舍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合乎“礼义”。对其他文本的改编也是如此,司马迁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以看出这种编纂其实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在后儒看来,孔子于“笔削”之间,就存在着“微言大义”。这种改编当然不是完全创造新的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旧的,就如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但“古”有很多内容,孔子“述”什么,不“述”什么,本身就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往往又通过“编”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从其用一定的想法对文本进行了改造而言,它又是新的。我们就可以说,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实是“借述而作,寓作于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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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看郭店和《礼记》本《缁衣》在结构等方面的差别,也许我们可以思考更多的问题。这涉及到对古代文本的一般理解,以及对包括《礼记》在内的许多书籍的看法。以下,我们先从讨论郭店和《礼记》本《缁衣》的差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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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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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郭店本《缁衣》和《礼记》本《缁衣》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已经有几篇文章都讨论到这一点,(5)不过,我们还是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做一些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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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结构上的。一般而言,结构指的是文章的组织方式,而次序是其中主要的一部分。郭店本《缁衣》与《礼记》本《缁衣》内容略同,但在次序上有明显的差异,从而体现出两者不同的组织原则。初看之下,郭店本的次序似乎更能让人发现编者(或作者)的存在。全篇二十三章,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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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一到八章,以“好恶”为中心进行论述,认为君主的好恶会被臣民所效法,所以要小心谨慎。第八章的“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很明显有结语的味道。该部分除了第二章和第七章外,其他几章中都出现好恶这两个字,这显然是编者有意的安排。而且,虽然没有出现“好恶”的字样,但第二章引用《诗经》中的“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句,第七章中引用《诗经》“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的话,表明君主为臣民榜样的意思,正与本部分其他章的说法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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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九到十三章,主要说明君主治国的方法,其核心是明德慎罚。其中提到尊贤人、敬大臣、教以德、齐以礼等,与《论语》及《中庸》的一些说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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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是十四到十九章,全部围绕着的是言行的问题。这里的“言”并非一般的说话,而是王者之言,有政令的意思。这部分的中心是说君子要言行相顾,这样才可以获得民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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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是余下的四章,主要讨论的是朋友之道。儒家视朋友为五伦之一,见于《中庸》,所以非常重视交友之道。《论语·季氏》中就有损益之说,这里说朋友不以私惠,即合乎《卫灵公》“群而不党”的意思。又说交友要能好能恶,与富贵或贫贱无关,其标准应是好仁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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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本的这四个部分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补充,重点是阐明为君之道。编者依照主题,将相同或类似的内容安排在一起,足见其用心。与此相比,《礼记》本《缁衣》的次序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没有这样整齐,但仍然有其明显的编辑原则。我们来分析一下《礼记》本《缁衣》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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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本《缁衣》开始的一章,不见于郭店本,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在原来《缁衣》的本子中,此章也不当有。一是因为古书命名的习惯,一般是取篇首几字为该篇的篇名。“缁衣”二字,正在郭店本的首章首句之中,但在《礼记》本中,包含“缁衣”字样的文字却放在了第二章,显然不合乎这个通例。其二,该篇各章都以“子曰”开头,无一例外,而《礼记》本的首章则是“子言之曰”,与《表记》、《坊记》相同,明显可以知道是将这几篇文献编辑在一起的时候,为追求统一的体例而做的改变,但绝非原来的样子。从这似乎就可以说,《礼记》本的《缁衣》一定是个改编本。我们先举前三章为例,(6)来具体说明编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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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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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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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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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章之所以放在一起,并非偶然。读者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其中每一章都与“刑”的问题有关。这正是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理由。第三章明确提出了德与刑两种统治方法的对立,所以在后面的第四到第六章,就从正面来阐述作为德治核心内容的“仁政”,特别是第五和第六章,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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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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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诗》云:“有梏德行,四国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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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要求统治者好仁、行仁政,与前面尊德抑刑的看法正相一致。仅凭此就可以看出,《礼记》本《缁衣》的组织原则与郭店本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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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的差异之外,郭店本和《礼记》本《缁衣》之间在文字上也有很多不同。而且,这个不同主要是体现在《礼记》本多出了一些文字。譬如郭店本第五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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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诗》云:“谁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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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的是《礼记》本的第十七章,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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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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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缁衣》每章的文字分为两部分,即“子曰”的部分和称引经典部分的话,可以发现,这两部分内容在《礼记》本中都有了增加。“子曰”部分内容的增加可以看作是文意上进一步的补足,对内容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感觉上仍然会有一些变化。如郭店本“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句的后面,《礼记》本增加了“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的话,通过对心和体关系的描述,就突出了君主的主导地位。同样,郭店本“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的文字,到了《礼记》本中,就变成了“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前者只偏重在否定的方面,后者则正反兼顾。因为“子曰”部分的这种变化,随后就影响了对经典的引用。不难发现,《礼记》本该章引用《诗》、《书》的文字都较郭店本为多,以引《诗》为例,郭店本的文字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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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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