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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礼记》本《缁衣》中，这个意义上的区分则被打乱了。“君子”和“君”、“长民者”这两类称呼混杂在一起。在它的总共二十五章中，“君子”一词出现在第七、八、十六、十九、二十、二十二和二十四章中。更能体现出它与郭店本《缁衣》区别的是，在同一章中，这两类称呼还一起出现，试比较下面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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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缗，王言如索；其出如绋。故大人不倡流。《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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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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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的郭店本中只有“王”和“大人”，《礼记》本在增加的文字中，又出现了“君子”的字样。显然，《礼记》本的编者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破坏了存在于郭店本中的那个规矩。当然未必是有意的，也许只是没有意识到规矩的存在。这并不是说，这个时候的儒家已经没有这样的区分，但是起码这个区分对于编者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的确，如果像我们估计的那样，《礼记》本《缁衣》形成于汉初的话，那么，在大一统的帝国之下，“士”还具有战国时期曾经具有的和有位者抗衡的本钱吗？显然没有。高祖并不在乎把儒生的帽子当作他的溲器，汉初的帝王太后们也没有太在意过“士”们的生命，当然更不要说他们的荣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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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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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来说，《缁衣》主要关心的是君道和朋友之道。在儒家所谓的“五伦”之中，父子、兄弟、夫妇属于“门内”的一类，而君臣和朋友是“门外”的一类。前者是不能选择的（父子和兄弟）或者一经选择便很难改变的（夫妇），后者则完全是选择性的。(23)郭店竹简《六德》认为，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应该适用不同的原则，“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缁衣》专门讨论属于“门外”的君臣和朋友，而不涉及到父子、兄弟和夫妇，这到底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现象是可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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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道在先秦诸子的讨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较早出现的《老子》书，基本就是在处理君道的问题。这与老子史官的身份不无关系，从职责上来讲，史官原本就具有天子和侯王顾问的角色，所以自然会关注君道的问题。但若从记载孔门师弟言行的《论语》一书来看，君道的内容并不突出。相反，人伦日用的规范、君子的人格培养是其中的主要论题。这当然与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身份有关。当孔子和其弟子们日夜切磋学问的时候，指望他们把大量的讨论放在君道上是不可能的。相反，从分量上来说，关于事君的臣道肯定是涉及到的更多的。这种情形到了战国初期有了改变。如我们上节指出的，随着“士”地位的提高，为王者师成了包括儒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想法。与此相应的，君道的讨论也就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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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讲君道，强调的是“无为”二字，其核心是百姓之“自然”。所以有“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的话。儒家讲君道，虽然也有过“无为”的字眼，但其意义却正好与老子相反。从孔子开始，强调的就是礼乐教化，而且要君主以身作则。《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对冉有的话，对待百姓在庶和富之后，就是教之。子路问政，孔子的回答则是“先之，劳之”，而且必须是“无倦”。先之、劳之的意义，就是要君主或统治者身先、身劳，而不是像老子一样的主张“后其身而身先”。所以后来《管子》批评儒家的君主是“劳君”，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也说儒家的主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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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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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缁衣》对君道的看法，继承了《论语》上记载的孔子的一些主张。其中“教之以德，齐之以礼”章，更是略变《论语·为政》“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之文而来。引人注意的是，《缁衣》把“导”字改成了“教”字。这两个字虽然意思接近，但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体现了《缁衣》的作者更重视“教”民的观念。除了该章外，“教”这个字眼也出现在郭店本的十和十三章中。欲教民，则要考虑民性，从而十分重视民之好恶的问题。这与早期儒家对人性问题的关注是一致的。另外，教民的一个方便的办法，是要求君主或长民者以身作则，《缁衣》认为，这样的话，“教”才有更大的感染力。它的逻辑，就是“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缁衣》虽然是语录体，又比较短，但儒家关于君道的一些核心观念譬如“德治”、“教化”、“身教”等都已经出现。这为后来儒家君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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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关系是《缁衣》关注的一个问题，郭店本十和十一章强调君主要亲贤人，敬大臣。传统上，君臣关系一直被看作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但在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一种倾向是视君臣为朋友，甚至要君主以臣为师，详见上节的论述。这会不会是《缁衣》把君臣和朋友这两种关系放在一起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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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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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本《缁衣》的发现，带给人们最直接的刺激是年代学上的。由于发现竹简的一号墓被认为下葬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墓中所藏竹简的年代又肯定不会晚于这个年代，因此，竹简《缁衣》至少在公元前三百年时已经完成。如果考虑到文献流传的因素，它的创作年代也许还可以再上溯一段时间。这个事实，对于从事古代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现存的可以确认是战国中期以前的文献，从数量上来说，仍然极其有限。所以一旦发现新的材料，研究者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这些新材料可以为古代文化研究的很多领域提供新的线索，而且，这些新材料发现的意义有时还不限于它们本身，同时还会推动我们重新认识一些相关的现存文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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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郭店《缁衣》的发现而言，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是对于《礼记》的看法。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很多积极和乐观的言论，譬如认为《礼记》诸篇的年代可以上推到先秦。众所周知，我们通常说的《礼记》，也称《小戴礼记》，(24)是东汉时一个叫戴圣的传礼经师在众多礼学文献之中选编出来的。“记”本是古代传经的一种体裁，原本就是“记录”的意思。本来属于“礼记”类的文献篇目就众多，如《汉书·艺文志》所记，就有一百三十一篇。如果再加上诸子中论“礼”的篇章，其数目的庞大是可以想见的。从便于传授的角度考虑，在这些礼学的文献中去粗取精，确定一个适合经师们传习的规模，无疑是一个很合理的想法。《礼记》的出现，就是这种想法的实践。所以从来源上讲，《礼记》的取材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同时，由于是一部选编而成的著作，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礼记》一书虽然出现在西汉后期，但其中的文献无疑要早得多。至于早到什么时候，当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自注中说“礼记”类文献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但《古史辨》的时代以来，随着疑古思潮的兴起，学者们关于《礼记》的基本看法，则是将它视为战国到西汉初期儒家作品的汇编。(25)这较班固的说法无疑变化了许多。同时，由于究竟哪些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并不易确定。所以一般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在涉及到《礼记》中一些篇章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放在汉初来处理。(26)这种处理当然是一种保守的做法，但是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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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量的简帛材料，对于疑古思潮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很多被怀疑的古代文献和记载，又被重新证实。因此在20世纪末期，有“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出现。郭店竹简的出土，无疑又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一些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古史辨》时期学者对《礼记》的看法，他们认为，把《礼记》主要放在汉初，显然大大降低了《礼记》对于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意义，因此也限制了它的史料价值。郭店《缁衣》的发现，对于学者们重新反省《礼记》的问题，无疑是个重要的刺激，并出现了努力将其中各篇的创作年代提前的倾向。但是仔细地考虑，问题似乎没有这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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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文前面讨论的，由于《礼记》本和郭店本《缁衣》之间的重要差别，我们已经不能把它们简单地等同起来，看作是同一个文本。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能那样乐观地从郭店《缁衣》中推出《礼记》本《缁衣》的存在。当然，我们也就更不能推出《礼记》诸篇的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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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根据可靠的记载，《礼记》中某些部分可以肯定是完成于汉初。以《王制》为例，《史记·封禅书》上很明白地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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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做《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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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礼记·王制》中，正有讨论巡狩封禅的内容，应该即是汉文帝时博士诸生的作品。而《乐记》更完成于武帝之时。《汉书·艺文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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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博古。与诸生共采《周官》及诸子云乐事者，以作《乐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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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能漠视这些古代的记载，更不必刻意地去曲解它。但是我们也应该全面了解这些记载的复杂内涵。事实上，一个被学者们有意无意忽略的事实，同时也是包含在这些记载中的一个很明白的意思，就是这些作品并不是凭空创造的，它们都以过去的文献作为基础。如《周礼》、《孟子》之于《王制》，《荀子·乐论》、《公孙尼子》之于《乐记》等。在这种意义上，它们与其说是创作，倒不如说是编纂更恰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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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流传的角度而言，经历了焚书坑儒、禁经毁子的秦帝国之后，汉代是一个先秦文献保存和整理的时代。保存和整理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将口传的东西笔录下来，是一种。属于这类的例子，如伏生之于《尚书》，以及胡毋生之于《公羊传》、江公之于《谷梁传》等；广求天下之遗书，是一种，所以此时在民间发现了很多古文典籍；根据需要，撮述旧有书中论述同样主题的文字，编纂在一起，成为似新实旧、既旧又新的文献，像前举的《王制》和《乐记》，又是一种；到成帝命令刘向、歆父子校书，对古籍重新分类、编定，自然是意义和影响都最大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先秦书籍的规模和形制，就是由刘氏父子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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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缁衣》而言，由于有郭店和《礼记》两个文本的存在，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些文本流传或编纂的情形。无疑，郭店的《缁衣》是一个较早的文本，而《礼记》中的《缁衣》应该是在此文本的基础上，经过了许多改编之后形成的。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后一个文本形成的时间应该是在汉初，和《王制》、《乐记》类似。所以，郭店《缁衣》的发现，在我看来，仍然不能将《礼记·缁衣》送回到先秦。恰恰相反，它正好能证明《礼记》中的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篇章都经过了汉初人的编纂，虽然它们有更早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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