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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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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好恶的角度来描述仁，好恶当然是情感，相当于《礼运》七情中的“恶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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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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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志也就是六情，指的是好恶和喜怒哀乐。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好恶被认为是性，所谓“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实际上，这和以好恶为情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按照《性自命出》的说法，“情生于性”，作为性的“好恶”只是抽象的存在，而具体的好恶（譬如好人、恶人）已经属于情的层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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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把礼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故有“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的说法。在具体说明礼之依据的时候，仁的原则就表现为内在的情感。如我们在《论语》中看到的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阳货》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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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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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礼的三年之丧，其依据不在钻燧改火所代表的天道，而是内心的感觉，即心安与否。这里显然表现出把内在的情感视为秩序终极基础的态度。因此，虽然孔子还没有明确提出“情”的概念，但他的思想的确体现出了明显的重情特征。这个特征在稍后的儒者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突出的仍然是《性自命出》，它认为“道始于情”，给予“情”以根本的地位，并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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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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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陶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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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可贵是因为它直接和人心相通，因此也最真实无妄。《性自命出》对于“伪”是极端反感的，有“凡人伪为可恶也。伪斯吝矣，吝斯虑矣，虑斯莫与之结矣”。但就在这种“美情”倾向近于极端的时候，作为它的平衡者的理和义出现了。孔子虽然也提到了义，但它的地位显然不足以和与情相关的仁相提并论。以前梁启超曾认为仁义对举始于孟子，张岱年则根据《墨子》和告子之说，推测“可能始于孔门再传弟子”。(53)现在来看，张先生的说法或许接近于事实。在孔孟之间，仁义确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或并列的范畴，并广泛地见于郭店竹简文献之中。(54)《性自命出》以情和义对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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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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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是情，另一端是义，两者相对却又相成，共同构成了所谓的道。仁显然是在情一端的，所以有“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的说法。义则属于“厉性者”，即砥砺性的因素，相对于性而言是外在的。在《性自命出》看来，情固然是“虽过不恶”者，但仍然需要有义来加以节制。该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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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作于情，或兴之也，当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后之序则宜道也。又序为之节，则文也。致容貌所以文，节也。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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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强调对于情的制和节，而节制情折就是义。因为义是“群善之蕝”，也就是善的依据和标准，所以才有节制的资格。该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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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方也。义，敬之方也。敬，物之节也。笃，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智类五，唯义道为近忠。恶类三，唯恶不仁为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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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和敬相关的，可以成为“物之节”。仁的表现则是忠厚笃实，和情密不可分。仁体现为真诚的爱，即与性有关的爱，义则是对不仁者的厌恶。这倒有些像孟子“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的说法。仁义的这种差异也就给人们带来完全不同的感觉，《性自命出》将之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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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而不可非者，达于义者也。非之而不可恶者，笃于仁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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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非是因为合理，不可恶是因为合情。这里虽然没有把理和义直接地联系起来，但在郭店竹简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义，天道也”的说法。与仁是发自于内心者不同，义是自天而降的道理，它代表着行为的合理性。《语丛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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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仁也。义，宜也。爱，仁也。义，处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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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规定“义”的宜是适宜，处是各得其所，这都是理而非情。相反，规定“仁”的丧和爱却是和情密不可分。《礼记·表记》也用道来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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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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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则直接地把理和义联系在一起。《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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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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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中也是如此，譬如《议兵》云“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大略》称“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另外《乐记》有“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之说，也包含着以仁为情，以义为理的想法。可以看出，以情、理来解释仁义应该是儒家学派的共同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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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柔和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