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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和理过渡到柔和刚是很自然的事情。情主柔而理主刚，因此仁义就分别地和柔、刚联系了起来。《礼记·乡饮酒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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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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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刚柔的词汇，但天地严凝之气、尊严气和天地温厚之气、盛德气的提法，却让人感受着刚柔的存在。《乐记》“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之说也与此类似。比较明显地把仁义和刚柔联系起来的是《周易·说卦传》，其中有如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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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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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句并列的话其实应该看作是一句话，因为天道、地道和人道本质上就是一个道。只不过道在天是阴阳，在地是柔刚，在人是仁义。这种说法当然有为作为人道的仁义提供依据的意味，但本文的重点并不在此，姑存而不论。我们关心的是这只是偶然的说法，还是体现在《易传》中的普遍的主张？材料看来是支持着后者，《系辞传》以仁义对举，“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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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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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代表的是生生之德，义代表的则是令行禁止。这很像《乐记》中所说的“仁以爱之，义以正之”，一柔一刚，一生一杀，气象之异溢于言表。马王堆帛书《易之义》看来也有类似的看法。该篇认为：“易之义，唯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这是对卦象和爻象的解释。同时它认为刚柔各有所失，所以需要的是“分阴分阳，迭用柔刚”。相应地，人道也就需要仁义的交互运用，所谓“仁□者而义行之耳”。(55)人道是效法地道和天道的，“本生（性）仁义，所行以义（仪）刚柔之制也。”仁义是模仿着刚柔之制的。这种看法，当然明确地把仁义和刚柔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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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刚柔角度论述仁义最系统的是《五行》篇。这篇早已经失传的文字先是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马王堆汉墓帛书，然后又见于90年代发掘的战国楚墓竹简。帛书和竹简《五行》之间存在着若干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帛书有经有说，而竹简有经无说，(56)但这不太影响我们此处的讨论。竹简《五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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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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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文字比较简单，意思也比较晦涩，但把仁义置于相对的位置上进行讨论的意思却是明确的。后文有对这段话的解说，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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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容貌温，变也。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中心悦，迁于兄弟，戚也。戚而信之，亲［也］。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人，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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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辩然而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肆也。肆而不畏强御，果也。不以小道害大道，简也。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贵贵，其等尊贤，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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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虽然都和中心有关，但其趋向是不同的。一是悦戚之柔，一是简直之刚。前者发而为情感，后者放而为道理。如果借用帛书《五行》中“仁气”和“义气”的说法，仁气是温润，义气则是正直。《五行》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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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简，不行。不匿，不辩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辩于道也。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晏者也。匿之为言犹匿匿也，小而轸者也。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刚，义之方。柔，仁之方也。“不强不絿，不刚不柔”，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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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仁义的进一步申说，并直接地把它们和刚柔联系在一起。仁主柔，表现出来便是匿，也就是《论语》中讨论过的“父子相隐”。(57)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隐的，《五行》篇给出了一个限制，就是该局限于小罪的范围。小罪当隐，这是仁的要求，不隐则有背于道。但大罪则当诛，这就是与仁相对的义。义主刚，表现出来便是简。简就是简直，就是果决，就是有大罪则诛之的勇气和魄力。帛书《五行》把这层意思讲得非常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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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言仁义之用心之所以异也。义之尽，简也；仁之尽，匿。大□加大者，大仁加小者，故义取简而仁取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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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的用心是不同的，所以其表现也有异。一为隐，一为直。不过儒家对仁义之异的强调并不导致追求二者之间的冲突，相反，其终极目标则是仁义的和谐。在解释《诗·商颂·长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句的时候，帛书《五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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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强之也，非急之也，非刚之也，非柔之也，言无所称焉也。此之谓者，言仁义之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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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单纯的刚和柔，而是刚柔仁义的和谐与互补，这才是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礼记·表记》：“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仁是爱人之柔，义是率法之刚。偏于刚或者偏于柔都是不可取的，同样是《表记》说道：“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58)理想的情形是仁义之和，刚柔之合，亲尊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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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刚柔来解说仁义显然更加突出了仁义内涵的差异和对立，并将此前某些模糊的东西清楚地呈现出来。它同时也意味着儒家思想自身的丰富和完善。一般而言，如学者经常道及的，孔子强调仁更甚于义，相应地，柔情也胜过义理。所以论三年之丧，则归之于心安；述吾党之直，则明之以相隐。但是在面对现实的罪恶和理论上的法家的挑战的时候，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刚的表现的义理的角色逐渐地上升到和仁同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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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亲亲与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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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仁义之气而言，前者表现为亲，后者表现为尊。其在政治上的体现，则是亲亲和尊贤。后者本是古代社会中行之已久的两种治国原则，《吕氏春秋·长见》记载一则有关周公和太公的故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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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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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周天子之于周公和太公的倚重，就可以说是亲亲和尊贤的极好例证。这则故事指出，周公主亲亲，太公主尊贤，都有偏颇。亲亲则异姓贤人不得进，故而走向衰弱。尊贤则同姓之亲不能用，久之则末大不掉，被彼取而代之。理想的情形也许是亲亲和尊贤的结合，这倒很符合儒家的理想。儒家很强调两者的结合和平衡，并把它们看作是仁义原则的体现。《礼记·中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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