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26531
以人我来说仁义，虽然是董仲舒的发明，但他以为是渊源有自，“《论》已见之”。“《论》”即《论语》，《雍也》有“先难后获”之言，《子路》有“先富后教”之说，《卫灵公》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句，均为该篇引用并发挥。又《颜渊》记子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仁义法》解释说：
1702026532
1702026533
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谓之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
1702026534
1702026535
《八佾》中有“居上不宽，为礼不敬”的话，也被《仁义法》所发挥：
1702026536
1702026537
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
1702026538
1702026539
可以看出，董仲舒提出仁义法的目的，表面上虽然强调仁义之异，其实在解释的趋向上，突出的却是仁义之同。其核心则是君主爱民的德政主张。仁者爱人姑且不论，原本在先秦儒学中广泛存在的以“恶”来解释义的精神消失了。因为这种“恶”很容易推出“刑”的合理性，这显然不适合于汉初儒家由于反省秦之暴政因此推崇德政的时代精神。
1702026540
1702026541
六、仁义之和
1702026542
1702026543
以上本文从情与理、柔与刚、亲亲与尊贤、内与外、人与我等几个方面讨论了早期儒家的仁义说。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角度，譬如忠和信，在郭店竹简的《忠信之道》中，这两个观念被特别地突出了。其云：“不讹不孚，忠之至也。不欺弗知，信之至也。忠积而可亲也，信积而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大忠不说，大信不期。不说而足养者，地也。不期而可遇者，天也。似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这是以忠信比天地。从本文来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忠信和仁义的联系：
1702026544
1702026545
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
1702026546
1702026547
其实，从“忠积而可亲也，信积而可信也”的说法与《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和《尊德义》“仁为可亲也”等的比照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忠信与仁义的关联。这句话无非更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忠的本质是仁，信的本质是义，于是，忠信就可以归结为仁义。其实，当儒家从情与理等几个对立的方面来解释仁义的时候，也是在有意识地丰富和扩大仁义的内涵，从而强化着仁义说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位置。
1702026548
1702026549
在《孟子》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从相对的方面对仁义进行的规定。除了我们熟悉的“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外（《公孙丑上》、《告子上》），还有诸如“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等。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孟子认为仁义是人人所固有。从实际的生活而言，它们也都被君子认为是不可或缺。虽然孟子讨论着“由仁义行”和“行仁义”的不同，(73)但重要的是“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的宣示。孟子肯定着仁义的差异，这种差异有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使人陷入尴尬的处境，但他追求的仍然是仁义的和谐。《尽心上》记载：
1702026550
1702026551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
1702026552
1702026553
这里假设的就是情和理、忠和孝，也就是仁和义之间的冲突。舜不执瞽瞍则不义，执之则不仁，面对这个两难处境，孟子提供了一个先义后仁的解决办法，力图在仁义的冲突之中追求二者的统一。
1702026554
1702026555
事实上，在把仁义规定为某种相对之物的同时，儒家也就在追求着它们的和谐和统一。从《五行》的“仁义之和”，到董仲舒的“仁义法”，莫不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渐渐地发现，这种统一不应该是外在的一致，仁义应该被看作是有内在关联之物。在这种内在的关联中，仁义都可以在对方那里获得自己的本质规定性。于是我们看到《荀子·大略篇》中的如下说法：
1702026556
1702026557
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义，审节而不知不成礼，和而不发不成乐。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
1702026558
1702026559
如果说孟子偏重从推恩的角度来看待仁的话，那么荀子进一步地认为，推恩如果不和理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也不能够叫做仁。也就是说，合乎义的仁才是仁，即“处仁以义，然后仁也”。没有义的限制，仁或许会流于墨家式的兼爱。反之，如果没有仁作为基础，义也许要成为法家式的刻薄寡恩。所以义也要以仁作为根本，《礼运》云：
1702026560
1702026561
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
1702026562
1702026563
艺指才而言，义是对才和仁的节制，仁则是义的根本。在这种理解之下，仁义就不再是简单的对立，而是互相蕴涵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表现，就是儒家所谓的秩序——礼。在孟子那里，礼就被看作是节文仁义者，(74)也就是仁义的调和者。《礼记》中就有更多这样的文字，如《礼运》称：
1702026564
1702026565
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1702026566
1702026567
礼是天道与人情的统一，在《性自命出》中，礼被叫做道，是所谓情和义的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仁义的统一。所以《礼运》又说：
1702026568
1702026569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
1702026570
1702026571
由礼而义，由义而学，由学而仁，可以看出仁义对于礼而言的基础地位。又《礼器》云：
1702026572
1702026573
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丧礼，忠之至也。备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幣，义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
1702026574
1702026575
正由于礼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之上，所以反过来也可以成为观仁义之道的所在。
1702026576
1702026577
(1) 其释文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以及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1702026578
1702026579
(2) 根据饶宗颐先生的一些口头报告，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中应该包括两个不同的《缁衣》文本，一个比较完整，另外一个则残缺不全。
1702026580
[
上一页 ]
[ :1.7020265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