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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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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王者之迹是联系在一起的，而随着王者之迹的消失，《诗》也就被《春秋》所取代。在这种理解之下，《诗》和《春秋》被安放在了不同的时代，也因此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诗》是王者之迹的体现，是德义之府和礼乐之则，所以常常被孟子引用来作为自己说法的支持。《春秋》则是王者之迹消失之后的产物，更多地与礼坏乐崩的政治现实有关，因此具有明显的批判色彩。在这里，孟子分析了《春秋》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史实上的，如齐桓、晋文之故事；第二层次是文字上的，《春秋》乃是由各国史官所记载的历史，有其不同的名字，如晋国叫《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也有其不同的角度和笔法；第三层次是意义上的，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微言大义蕴涵在文字之中。这种区分的目的显然是突出孔子之《春秋》的特殊性，只有此《春秋》才是儒家经典系统的一部分，史官所记与经典无关。我们知道，就史实而言，孟子对于春秋时代持鄙视的态度，所谓“春秋无义战”，“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他感兴趣的是孔子对此时代所发生事实的评价。这就是孔子之“义”，此义存在于孔子通过其特殊的笔法而进行的褒贬之中。从“事”和“文”的角度上来说，《春秋》和孔子无关，这是鲁史官的记录。但从“义”的角度来看，《春秋》的确是孔子之“作”。在笔和削之中，孔子把儒家之义注入到《春秋》中，对历史事实的评价成为其表达政治和秩序主张的最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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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春秋》的理解，除了对孔子之义的强调之外，另一个重点是突出它的批判功能。如果说《诗》、《书》、《礼》、《乐》代表着儒家秩序世界的积极建构，那么《春秋》就是通过批判乱臣贼子的方式来表达其对秩序破坏者的谴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在把这三件事情相提并论的过程中，孔子作《春秋》的批判意义得到了特别的突显。大禹需要处理的是洪水，周公面对的是夷狄和猛兽，孔子针对的则是乱臣贼子，他们的事业不同，但其奋斗和批判的精神则同。于是，我们也许发现了孟子如此推崇《春秋》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是类似的。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他当然会喜欢具有批判精神的经典。我们看到，孟子确实是把孔子作《春秋》视为自己批判异端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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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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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孔子作《春秋》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典范，并成为其距杨墨等异端的精神动力。《春秋》对于孟子的影响主要是气质上的，和对《诗》、《书》等的态度不同，他并没有引用过一句《春秋》的文字，但《春秋》的批判精神却渗透在孟子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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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孟子》的作者，前人有不同的说法。除了孟子与弟子们共著之外，还有赵岐和朱熹的孟子自著说，韩愈的孟子死后弟子们合著说等。本书取司马迁的说法，以《孟子》为孟子师徒共同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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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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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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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语·为政》：“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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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夜气是孟子独有的说法，以与平旦之气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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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告子下》：“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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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成，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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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处的“勿正”，理解起来稍有困难。赵岐等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为句，宋代有以“正”字连下“心”字读者，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朱熹以为两通，正为预期之义：“此言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其或未充，则但当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为以助其长，乃集义养气之节度也。”见《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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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之言，以为“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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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庸》一般认为是子思或子思氏之儒的作品，和《五行》属于同一学派的文献。其思想上的联系是显然的，但区别也比较明显。如《五行》虽论心，却绝不牵涉到性；《中庸》开篇便讨论性的问题。当然，这可以看作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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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熹解释“大而化之之谓圣”云：“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重在强调“化”的境界含义，似有偏颇。在孟子中，圣人化民化世的意思非常明确，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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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里“不同道”之道，显然与“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之道不同，是方式和路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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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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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两次出现在《梁惠王上》篇，另一次出现在《尽心上》。在最后一个地方，孟子暗示这是文王所实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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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凯风》出自《诗·邶风》，其诗述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故七子作诗以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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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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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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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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