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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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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王者之迹是联系在一起的,而随着王者之迹的消失,《诗》也就被《春秋》所取代。在这种理解之下,《诗》和《春秋》被安放在了不同的时代,也因此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诗》是王者之迹的体现,是德义之府和礼乐之则,所以常常被孟子引用来作为自己说法的支持。《春秋》则是王者之迹消失之后的产物,更多地与礼坏乐崩的政治现实有关,因此具有明显的批判色彩。在这里,孟子分析了《春秋》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史实上的,如齐桓、晋文之故事;第二层次是文字上的,《春秋》乃是由各国史官所记载的历史,有其不同的名字,如晋国叫《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也有其不同的角度和笔法;第三层次是意义上的,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微言大义蕴涵在文字之中。这种区分的目的显然是突出孔子之《春秋》的特殊性,只有此《春秋》才是儒家经典系统的一部分,史官所记与经典无关。我们知道,就史实而言,孟子对于春秋时代持鄙视的态度,所谓“春秋无义战”,“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他感兴趣的是孔子对此时代所发生事实的评价。这就是孔子之“义”,此义存在于孔子通过其特殊的笔法而进行的褒贬之中。从“事”和“文”的角度上来说,《春秋》和孔子无关,这是鲁史官的记录。但从“义”的角度来看,《春秋》的确是孔子之“作”。在笔和削之中,孔子把儒家之义注入到《春秋》中,对历史事实的评价成为其表达政治和秩序主张的最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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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春秋》的理解,除了对孔子之义的强调之外,另一个重点是突出它的批判功能。如果说《诗》、《书》、《礼》、《乐》代表着儒家秩序世界的积极建构,那么《春秋》就是通过批判乱臣贼子的方式来表达其对秩序破坏者的谴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在把这三件事情相提并论的过程中,孔子作《春秋》的批判意义得到了特别的突显。大禹需要处理的是洪水,周公面对的是夷狄和猛兽,孔子针对的则是乱臣贼子,他们的事业不同,但其奋斗和批判的精神则同。于是,我们也许发现了孟子如此推崇《春秋》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在精神气质上是类似的。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他当然会喜欢具有批判精神的经典。我们看到,孟子确实是把孔子作《春秋》视为自己批判异端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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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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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孔子作《春秋》中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典范,并成为其距杨墨等异端的精神动力。《春秋》对于孟子的影响主要是气质上的,和对《诗》、《书》等的态度不同,他并没有引用过一句《春秋》的文字,但《春秋》的批判精神却渗透在孟子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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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孟子》的作者,前人有不同的说法。除了孟子与弟子们共著之外,还有赵岐和朱熹的孟子自著说,韩愈的孟子死后弟子们合著说等。本书取司马迁的说法,以《孟子》为孟子师徒共同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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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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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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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语·为政》:“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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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夜气是孟子独有的说法,以与平旦之气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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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告子下》:“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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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成,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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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此处的“勿正”,理解起来稍有困难。赵岐等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为句,宋代有以“正”字连下“心”字读者,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朱熹以为两通,正为预期之义:“此言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其或未充,则但当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为以助其长,乃集义养气之节度也。”见《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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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子·尽心上》记载孟子之言,以为“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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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庸》一般认为是子思或子思氏之儒的作品,和《五行》属于同一学派的文献。其思想上的联系是显然的,但区别也比较明显。如《五行》虽论心,却绝不牵涉到性;《中庸》开篇便讨论性的问题。当然,这可以看作是同一学派内部不同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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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熹解释“大而化之之谓圣”云:“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重在强调“化”的境界含义,似有偏颇。在孟子中,圣人化民化世的意思非常明确,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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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里“不同道”之道,显然与“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之道不同,是方式和路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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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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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两次出现在《梁惠王上》篇,另一次出现在《尽心上》。在最后一个地方,孟子暗示这是文王所实行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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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凯风》出自《诗·邶风》,其诗述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故七子作诗以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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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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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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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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