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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九：亢龙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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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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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是卦名，《周易》中每个卦都有一个名字。乾之前的是卦象，可以发现，它是由六个“”组成。“”称奇画或阳爻，与之相对的还有“”，称偶画或阴爻，它们是构成《周易》六十四卦卦象的两个基本符号。每一卦都由六个爻组成，这六个爻从下到上，称初，二，三，四，五和上。《周易》对阴阳爻也有不同的称呼，阳爻称九，阴爻称六。所以在初位的阳爻称初九，二位的阳爻称九二，如果是阴爻在二位，就称六二，在初位，则称初六。初六，初九等是表明一个爻在卦中的位置和性质的，叫爻题。爻题的出现较晚，春秋时期还没有，应该是在战国以后。乾之后的“元亨利贞”是卦辞，初九到上九后面的文字是爻辞。用九是乾卦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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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还有坤卦的用六，这与乾坤两卦都全部由阳爻和阴爻组成有关。用九和用六不是爻题，它们后面的文字也不是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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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这种特殊的结构，与其卜筮之书的性质有关。卜筮的实质，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了解天或鬼神的意志，从而预测吉凶。不管这些方式如何不同，象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譬如占星术要通过天象，龟卜要通过灼龟之后的兆象，物占也要通过各种物象。占筮也需要象，这就是卦爻象。因此，卦爻象最初只是预测吉凶的符号。但是，卦爻象与其他的象相比，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其他的象基本上都是天然形成的，而卦爻象则是人设之象。占筮用的材料蓍草本身并不含有任何象的因素，它必须经由人的复杂运算之后，才能产生出象。这里面人的因素对占筮结果的影响明显突出了。第二，在由蓍草确定象的过程中，数学运算和数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古人有“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的说法。数学运算和数字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的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占筮过程的合理性。即占筮不是一个随意的操作，而是一个包含着理性程序的过程。第三，卦爻象的最基本组成单位能够简约为阴阳二爻，其他卦象都是此阴阳爻不同组合的产物，这就在卦象之间建立起了本质上的联系，使之成为一个象的系统。第四，卦象同时还是很多自然物象的象征，如乾象天，坤象地等，这样，由卦象推论人事吉凶，本身就包含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意义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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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卦爻象的特点相应，说明卦爻象的卦爻辞，若与卜辞比较的话，也有明显的不同。首先，由于卦爻象呈现出明显的系统性，因此，卦爻辞的编排也有明显的秩序。一卦六爻的爻辞往往具有某种联系，如上引乾卦爻辞，自下爻而上爻，分别由潜龙到飞龙，最后是亢龙有悔，整齐有序。这种秩序中同时包含着作者体悟出的哲理。其次，卦爻辞中经常出现人道教训的内容，如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家人卦九三爻辞“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等。这些内容实际上是生活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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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卦爻辞中经常以自然事物来说明人事，如乾卦爻辞中的龙就是自然事物，“勿用”“利见大人”等就是人事。此种情形非常多，这实际上表现出作者把自然事物和人事一起思考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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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爻象和卦爻辞上述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其中包含着人类大量的理性思考和智慧结晶。所以，用《周易》占筮在形式上虽然是完全神秘的，但在具体的占筮行为中，却可能表现出很强的理性倾向。另外，这种特点使得卦爻象和卦爻辞在一般的卜筮功能之外，也具有独立的价值。从《左传》和《国语》所记春秋时期人们使用《周易》的情形来看，大多数还是用于占筮的目的，卜史之官根据《周易》的卦象或卦爻辞推断事情的吉凶。但是，也有少数的例子说明，此时已经有人在占筮之外，直接根据卦爻辞以及卦象来阐明为人做事的道理。譬如宣公十二年晋国的知庄子引师卦初六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说明晋师必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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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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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直接通过引用和解释爻辞的意义来阐明师必败的道理，没有任何神秘的气息。又《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的子大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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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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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引为复卦上六爻辞，子大叔通过对它的解释直接说明楚子的行为会导致凶的结果。以上两例表明爻辞在当时已经可以完全脱离占筮的形式，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同时，也有直接引用卦象的例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史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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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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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引用大壮卦的卦象说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道理，与其占筮的一面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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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在春秋时期，《周易》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占筮的形式，而发展其自身就包含着的理性化因素。其实，即便在占筮的形式之下，理性的精神也在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春秋时期的筮例看到。譬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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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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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筮例中包含着两种对《周易》的态度，一种是筮人和南蒯的，另一种是子服惠伯的。前者只注意卦爻辞中的吉凶判断，而后者则对这种吉凶加以条件的限制，进行解释。在这个解释过程中，理性的因素被大大突出了。如子服惠伯对黄裳的解释，就把它和臣子的忠信之德联系起来。臣子有忠信之德则吉，无忠信之德就不吉。他所说“易不可以占险”，也是对《周易》的新理解。特别是最后提到的“筮虽吉，未也”，实际上具有否定占筮的意义，而把人的行事吉凶完全归于德行的方面。与此类似的还有穆姜对随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等。（《左传·襄公九年》）在这些例子中，《周易》尽管在形式上还是占筮性的，但事实上占筮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里面充满的是德义的内容。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周易》向理性方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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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到了孔子那里，表现的更加明显。《史记》中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也有类似的说法，并以“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形容。(3)但孔子读《周易》的态度与一般人不同，他完全不把它当卜筮之书看待，《论语·子路》中曾经记载下孔子的一句明言：“不占而已矣！”不占就是不用《周易》占筮，这为后世儒门易学奠定了方向。根据《子路》的记载，孔子引用过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来说明君子做事当恒其德的道理。这完全是根据卦爻辞来引申哲理，没有丝毫的占筮气息。这种读易的态度，为《易传》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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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传》的年代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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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古来的说法，《易传》十篇都出于孔子之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里还没有提到十篇。到了《易纬乾坤凿度》，便说仲尼“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说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在《汉书·艺文志》中更明确地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自汉之唐，这种说法一直为儒者所信从。其间有人也许起了一点疑心，如韩康伯说《序卦》非《易》之蕴，但也不敢说它非圣人所作。到了宋代，随着疑古之风兴起，孔子作十翼的说法才招致明确的怀疑。首先是欧阳修著《易童子问》，以《系辞》、《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孔子所作，并谓“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只保留了《彖传》和《象传》两种。之后论者甚多。其间经过崔述等的努力，证据越提越多，因此怀疑十翼孔子作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现代，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更总结历史上的各种说法，对《易传》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看法。这些共同的看法包括：《易传》十篇都非孔子所作，而是出于儒家后学；它们也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当然，具体到《易传》各篇的写作年代，学者间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以《易传》各篇主要作于战国时期的，也有以之主要作于秦汉之际和汉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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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的情形来看，受最近几十年考古发现的鼓舞，关于《易传》年代的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倾向。总的来说，是将《易传》的写作年代提前，甚至又回归到传统上孔子作的说法。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现代疑古的思潮，证明疑古派的许多结论都是错误的。典型的如关于《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的问题，古人认为是两部书，《古史辨》的很多学者则认为是一部书。随着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发现了这两部书籍，证明传统的说法是正确的，而《古史辨》派学者的看法则是不正确的。从这些，我们固然可以质疑疑古派的一些主张，甚至他们的出发点。但是，这些个别的例子能否从根本上否定疑古的合理性，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当对疑古的否定一变而为信古的态度时，就更值得怀疑了。我们需要的是对历史的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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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书年代的问题来说，我们站在今天来讨论它，多多少少都要带上时代的偏见。譬如著作权的概念，在较古的时候是没有的。那时候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很多都不署名字，即便署名，也未必是笔者自己的，常常是依托了某一个圣人名人，以提高该书的权威性，使之能广为传播，为世主所用。当时的人对这种现象是很熟悉的。《淮南子·修务》曾说过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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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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