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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汉书·儒林传》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与其他经典的传授情形相比，这个易学的传授谱系非常清楚，每个人的姓氏名字都标于其上，再加上商瞿这个人在孔子弟子中是个无名之辈，所以很多人怀疑它的准确性，认为是出于后人的编造。不过，如果考虑到《周易》因为本是卜筮之书的缘故，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未受任何影响，以故“传者不绝”，那么，这个谱系也许还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记载这个谱系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学易于杨何，而杨何本身就出现在这个谱系之中。那么，这个谱系就具有了更大的可靠性。至少这是汉代易学家们自己认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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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传授谱系中，田何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上承战国，下启西汉，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汉代的正统易学虽分成数家，却都认田何为他们的祖师。譬如后来被列为学官的施仇、孟喜、梁丘贺，就都是田何的三传弟子。而从目前知道的情况来看，《易传》最终形成“十翼”的系统，正是完成在施孟梁丘三家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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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与这个传授谱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易传》孔子作的说法清楚的表明它应该出于田何所在的系统。因为正是田何的弟子才开始把《易传》抬到经的位置上。所以，关于《易传》主要部分的作者，虽然我们不能肯定是哪一个人，但是一定与这个谱系有关。以前，高亨先生曾经推测《彖传》、《象传》与馯臂子弘和桥子庸疵有关，因为二者一是楚人，一是江东人，而《彖传》、《象传》的韵文正具有南方的特点。(4)这个思路就是从孔子之后的易学传承谱系中去寻找《易传》的作者，应该是正确的。当然，《彖传》、《象传》是否与臂子弘和桥子庸疵有关，还值得进一步考虑。而作者无论是谁，只要他属于这个谱系，那么把著作权归于孔子，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解释《周易》的原则是承自于孔子的，他们要注入到《周易》中的思想也主要与孔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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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我们恐怕要提出一个“集体作者”的说法。也就是说，即便《易传》中的某些篇是由一个人写定的，但他只是一个执笔者，是作者之一。实际的创作过程则可能是由几代人共同完成的。因此，这几代人都可以说是作者。譬如，我们假设其中一篇为田何写定，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思想主要是田何的，也许主体部分都来自于他的老师，或者老师的老师，只是以前没有形诸文字而已。这个时候，当写定者将该作品的著作权归之于老师和老师的老师时，在当时人看来，这应该是非常合理的作法。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作品并不是由题名者本人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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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述的一些观念，我们对《易传》作者的认识就要开放的多。我们也会了解，即便孔子自己没有写作《易传》，但他作《易传》的说法也有其部分的合理性，只是我们不要用现代的著作权概念去限定它。当然，这种灵活的了解并不是说拒绝提供一个较确定的东西。实际上，在我看来，任何时候，确定一篇文献和一个作品的写定者，即它的定型时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易传》来说，就更是如此。所以，在以后各传的具体论述之中，我将尽量给读者一个较全面也较确定的年代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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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传》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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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易传》来说，除了作者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编纂的问题。即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将这七种文献编成一体。这就像六经一样，六本书原来已是有的，但它们构成为六经的系统，却又经历了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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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易传》的编纂，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它是在众多易说的基础上，由汉武帝到宣帝时期的博士，编辑加工而成。我们现在知道《易传》十篇是完成在施、孟、梁丘三家之手，其主要内容，当然是田何系统所传授的东西，但其中也有很多其他易学传统的素材。譬如马王堆帛书易说所代表的易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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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应了解的是，战国到秦汉间解释《周易》的作品是很多的，所谓《易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西晋太康年间，在汲郡可能是战国中期魏襄王的墓中，曾发现过与今传本相同的《周易》上下篇，以及几种解易的文献，其中一篇“似《说卦》而异”，其他几篇都与《易传》无关。前引《战国策》中所记颜斶称“易传”的文字也不见于《易传》之中，应该本于另外的解易作品。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二三子问》、《易之义》、《系辞》、《要》、《缪和》和《昭力》诸篇，其中《系辞》与《易传》中的《系辞传》略同，但缺少一些内容，而这些缺少的内容又部分地见于《易之义》中。《易之义》中同时还有《说卦传》里的部分文字。其他各篇则与《易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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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可以看出解易作品的多样性，而且，这些肯定不是当时易说的全部。譬如汉初好几部书中都称引的“易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5)就不见于上述文献以及《易传》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汲冢竹书和马王堆帛书与《易传》的复杂关系。它对于我们了解《说卦传》和《系辞传》的形成和流传，以及《易传》的编纂，都是极有意义的。它表明，《易传》可能是融合不同易学传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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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冢竹书和马王堆帛书中的易说实际上代表了《周易》流传和解释的不同倾向和不同派别。前者更倾向于占筮，其中有一篇更把《左传》中的易说全部收集起来，其类似于《说卦传》的那篇也应该是为了卜筮的目的。而马王堆帛书易说则反对卜筮，主要是德义性的。它们可能是某一派学易者自己创作的作品，也可能是本着德义的原则，对当时流传的易学文献做的一个选编。并且，这些易说显然也以孔子为依归，所以有几篇都是依托孔子和他的弟子。从宗旨上来说，马王堆帛书易说与《易传》是类似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王堆帛书易说与汉代正统的田何易学属于一个谱系。相反，它们本可能属于儒家易学不同的传承系统。但在稍晚的时候实现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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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田何系统与帛书系统关系的是《系辞传》。如上所述，《系辞传》的主要内容也见于帛书之中。那么，这两个版本的《系辞传》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一先一后的前后承继，还是同时异地的流传？如果是一先一后的前后承继，又是谁在先，谁在后？这个问题的理解对认识《易传》的编纂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我在以前写过的文章中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基本的看法是，今本《系辞传》是在帛书易说的基础之上，又融合了其他一些内容之后形成的。(6)这就意味着，《系辞传》的主体部分来自于田何系统之外，是田何系统整合西汉初期流传的各种易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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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只是《系辞传》，《易传》中还有一些篇原本与田何系统并无直接的关系。《易传》应该是在田何系统传承的易说之上，又融合了像帛书易说等不同的解易文献之后形成的。田何系统的易说，最初是以《彖传》、《象传》为根本。《系辞传》是揉和帛书易说的产物，《说卦传》的来源可能更丰富，与汲冢竹书和马王堆帛书以及《彖传》、《象传》等都有关系。这些篇在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孔子世家》中列了它们的名字。最后融入《易传》的应该是《杂卦传》，王充《论衡·正说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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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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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之时，正是施孟梁丘列于学官的时代，当时的博士，就是指他们而言。从《汉书·艺文志》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来看，《易传》十篇的规模应是在他们手上就确定了的。而且后来没有改变过。这样，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后来被增益到《易》中的那篇，肯定是在十篇之中。这十篇之中，司马迁没有提到的只有《序卦传》和《杂卦传》。由于《序卦传》曾经被《淮南子》征引过，所以这一篇应该就是《杂卦传》。《序卦传》的出现，标志着《易传》编纂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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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系辞传》对《周易》一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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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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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辞传》的有关论述来看，《周易》的形成应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至少可以分成八卦的出现、重卦和卦爻辞的完成这两个阶段。其论八卦的出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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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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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八卦为伏羲氏所作，其创作的依据，则是对天地万物包括人自身的观察和效法。伏羲氏的年代虽然不得而知，但从《系辞传》另外地方的表述看，他早于神农氏，也早于黄帝和尧舜，可能是作者心目中最古的帝王。因此，他的依托伏羲氏，无非是以八卦起源于远古圣王之意。而伏羲氏作八卦的目的，《系辞传》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定吉凶”。因此，照《系辞传》的理解，八卦从一开始就属于占筮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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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八卦是不能被称作《周易》的。《周易》的构成包括六十四卦，在《系辞传》看来，六十四卦是八卦两两相重的结果。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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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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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彖传》和《象传》以至于春秋时期的易说都有内外卦的观念，但明确指出六十四卦由八卦两两相重而成，最早的还是《系辞传》。这与《周礼》中经卦和别卦的说法是一致的。至于重卦发生于何时，文中并没有明确的交代。曾有学者根据“观象制器”的说法（详后），认为重卦在伏羲时已经发生，因为其中讲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制作器物，有取于离益乾坤等卦，这些已经是重卦。但这里并非严格地讨论重卦的问题，所以其说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比较合理的说法似乎是殷周之际。《系辞传》中有如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