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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可以看出解易作品的多样性，而且，这些肯定不是当时易说的全部。譬如汉初好几部书中都称引的“易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5)就不见于上述文献以及《易传》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汲冢竹书和马王堆帛书与《易传》的复杂关系。它对于我们了解《说卦传》和《系辞传》的形成和流传，以及《易传》的编纂，都是极有意义的。它表明，《易传》可能是融合不同易学传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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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冢竹书和马王堆帛书中的易说实际上代表了《周易》流传和解释的不同倾向和不同派别。前者更倾向于占筮，其中有一篇更把《左传》中的易说全部收集起来，其类似于《说卦传》的那篇也应该是为了卜筮的目的。而马王堆帛书易说则反对卜筮，主要是德义性的。它们可能是某一派学易者自己创作的作品，也可能是本着德义的原则，对当时流传的易学文献做的一个选编。并且，这些易说显然也以孔子为依归，所以有几篇都是依托孔子和他的弟子。从宗旨上来说，马王堆帛书易说与《易传》是类似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王堆帛书易说与汉代正统的田何易学属于一个谱系。相反，它们本可能属于儒家易学不同的传承系统。但在稍晚的时候实现了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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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田何系统与帛书系统关系的是《系辞传》。如上所述，《系辞传》的主要内容也见于帛书之中。那么，这两个版本的《系辞传》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一先一后的前后承继，还是同时异地的流传？如果是一先一后的前后承继，又是谁在先，谁在后？这个问题的理解对认识《易传》的编纂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我在以前写过的文章中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基本的看法是，今本《系辞传》是在帛书易说的基础之上，又融合了其他一些内容之后形成的。(6)这就意味着，《系辞传》的主体部分来自于田何系统之外，是田何系统整合西汉初期流传的各种易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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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只是《系辞传》，《易传》中还有一些篇原本与田何系统并无直接的关系。《易传》应该是在田何系统传承的易说之上，又融合了像帛书易说等不同的解易文献之后形成的。田何系统的易说，最初是以《彖传》、《象传》为根本。《系辞传》是揉和帛书易说的产物，《说卦传》的来源可能更丰富，与汲冢竹书和马王堆帛书以及《彖传》、《象传》等都有关系。这些篇在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孔子世家》中列了它们的名字。最后融入《易传》的应该是《杂卦传》，王充《论衡·正说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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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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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之时，正是施孟梁丘列于学官的时代，当时的博士，就是指他们而言。从《汉书·艺文志》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来看，《易传》十篇的规模应是在他们手上就确定了的。而且后来没有改变过。这样，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后来被增益到《易》中的那篇，肯定是在十篇之中。这十篇之中，司马迁没有提到的只有《序卦传》和《杂卦传》。由于《序卦传》曾经被《淮南子》征引过，所以这一篇应该就是《杂卦传》。《序卦传》的出现，标志着《易传》编纂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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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系辞传》对《周易》一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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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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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辞传》的有关论述来看，《周易》的形成应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至少可以分成八卦的出现、重卦和卦爻辞的完成这两个阶段。其论八卦的出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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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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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八卦为伏羲氏所作，其创作的依据，则是对天地万物包括人自身的观察和效法。伏羲氏的年代虽然不得而知，但从《系辞传》另外地方的表述看，他早于神农氏，也早于黄帝和尧舜，可能是作者心目中最古的帝王。因此，他的依托伏羲氏，无非是以八卦起源于远古圣王之意。而伏羲氏作八卦的目的，《系辞传》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定吉凶”。因此，照《系辞传》的理解，八卦从一开始就属于占筮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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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仅仅八卦是不能被称作《周易》的。《周易》的构成包括六十四卦，在《系辞传》看来，六十四卦是八卦两两相重的结果。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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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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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彖传》和《象传》以至于春秋时期的易说都有内外卦的观念，但明确指出六十四卦由八卦两两相重而成，最早的还是《系辞传》。这与《周礼》中经卦和别卦的说法是一致的。至于重卦发生于何时，文中并没有明确的交代。曾有学者根据“观象制器”的说法（详后），认为重卦在伏羲时已经发生，因为其中讲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制作器物，有取于离益乾坤等卦，这些已经是重卦。但这里并非严格地讨论重卦的问题，所以其说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比较合理的说法似乎是殷周之际。《系辞传》中有如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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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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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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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处文字合在一起看，所谓中古就是指殷周之际，文王与纣之时。易之兴与重卦是什么关系，虽然没有明言，却是可以推知的。如前所述，易的构成需是六十四卦，所以易之兴就可以理解为六十四卦即重卦的开始。也就是说，在《系辞传》看来，重卦也许发生在殷周之际。从“其有忧患乎”这句话看，似有暗示文王重卦之意。所以后世学者多以重卦为文王之事。这样说的依据何在，我们不得而知。《彖传》中曾提到文王和箕子，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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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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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丝毫没有说文王作《易》之意。另外，《说卦传》曾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的话，只是笼统提到圣人，也没有指明哪一人。到了司马迁作《史记》，在《周本纪》中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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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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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就是文王，这是第一次明确说文王重卦，但还是加了一个“盖”字，表明司马迁并不能确定此事。至于卦爻辞，照《系辞传》的意见，应该与重卦同时。这可以从“其辞危”的说法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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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今日的研究，我们已知卦爻辞中含有文王以后的史实，所以不可能是文王所作。《系辞传》将《易》与文王联系起来，仍然是借重于古代圣人之意，而且具有明显的儒家特点。《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实是儒家的共同点。将《周易》与文王联系起来，至少可以有提高其地位，扩大影响的作用。也许这正是《系辞传》作者的主要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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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易》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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