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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论占筮与大衍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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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最初的性质而言，《周易》本是占筮用的工具书。而《易传》从整体上来说，则是一部借《周易》来表现其思想的哲学著作。这样，二者之间就必然存在着矛盾和紧张的关系。《彖传》和《象传》等因为是逐卦解经，可以避免这一问题。但作为通论《周易》大意的作品，《系辞传》对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阅读这篇作品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文字涉及到占筮的内容，而且更有热情称赞其功用的段落。这些文字如何评价，对理解《系辞传》乃至于整个《易传》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学术界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系辞传》确实相信占筮，仍旧没有从原始的迷信中完全摆脱出来；另一种认为作为一部理性的著作，它与占筮没有任何关系。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如何看待《周易》和《易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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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易》和《易传》的关系，经学时代的学者往往都把二者混为一谈，虽然也有像朱熹那样的少数人认识到其间的本质区别，但并不构成主流的意见。到了现代，随着历史学的发达，《周易》和《易传》的区别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实际上，作为解释《周易》的作品，《易传》与它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作为产生于不同时代的文献，二者之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复杂的关系表现在《易传》里面，就是存在着“两套语言”。一套是占筮的语言，一套是哲学的语言。但我们不要误解这两套语言是分离的，好像一段话讲占筮，一段话讲哲学，它们实际上是通过相同的文字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的实质就是占筮的哲学化，即对占筮活动进行了哲学的解释。《系辞传》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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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辞传》中有一段话曾经提到《周易》中含有四种圣人之道，其中之一是“以卜筮者尚其占”。从这句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它对占筮的肯定态度。但如果我们把《系辞传》理解的占筮和西周时期人们理解的占筮等同看待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譬如西周时期的人相信有意志的鬼神存在，并且可以对人事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而《系辞传》则把鬼神理解为精气的变化。这就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与此相关，《系辞传》并不把占筮理解为通过了解鬼神意志而预知吉凶的过程，而是看作一个“彰往察来”的过程。它曾对占筮有一个类似于定义性的说明，即“极数知来之谓占”。数一方面与筮数有关，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理的意义。换言之，它把筮数给逻辑化了，从而，通过筮数的变化确定卦象并决定吉凶的过程，被理解为通过了解过去事物变化的规律来推断未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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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辞传》对占筮活动曾经有一段很精彩的说明，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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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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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的安排，这段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君子有事占问，无论属于何种事情，《周易》都会马上告诉答案。第二部分讲用《周易》占筮时由筮数的变化来确定卦象的过程。第三部分讲《周易》虽然寂然不动，无思无为，但天下的道理它都包括于其中。在每一部分的结尾，都有一句赞语，分别是至精，至变和至神。《系辞传》中，这几个字的意思是类似的，指的都是对变化之道的把握。因此，这里对占筮活动的称赞，本质上是对人们通过了解变化之道，并据以推知未来的行为的称赞。这正是将占筮予以哲理解释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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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辞传》中与占筮有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于筮法的说明。《周易》的筮法，与数字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最近二十年提出的数字卦学说，最初的卦象可能都是用数字来表示的。起初是用从一到十这十个数字，后来慢慢地集中于某些特定的数字上。由此足见数字的重要。从一到十这些数字，《系辞传》中分属于天地，称天地之数。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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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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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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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在《系辞传》中本来不属于同一个段落，但它们的意思接近，所以根据朱熹的意见合并到一起。这是把十以内的十个数字分成两类，五个奇数即一三五七九为天数，五个偶数即二四六八十为地数。天数相加之合为二十五，地数相加之合为三十。天地之数相加为五十五，《系辞传》认为，天地之数正是占筮的基础。所谓“成变化而行鬼神”，就是指占筮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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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占筮活动实际所需要的数字来说，只是五十，而不是五十五。对此问题如何解释，也是一桩学术公案，人各异辞，我们不必管它。无论如何，五十也是五十五中的一个数字。《系辞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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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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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被称作“大衍之数”章，其记载的内容通常称作揲蓍成卦。揲是数的意思，蓍指蓍草，即通过数蓍草来确定卦象。衍是演化之义，大衍指整个的演算过程。这个过程最初需要五十根蓍草。从中拿掉一根不用，实际使用的有四十九根。其后有四个具体的步骤，称为“四营”，营是经营的意思。第一营是分而为二以象两，简称分二，即把这四十九根蓍草分成两堆。象两的两指天地或两仪。第二营是挂一以象三，简称挂一，即从这两堆蓍草的任一堆中取出一根，放在一边。这样它就与两堆一起构成了三组。象三的三指天地人三才或者日月星三光。第三营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时，简称揲四，即以四为单位来数这两堆蓍草，揲四的四指春夏秋冬四时。第四营是归奇于扐以象闰，简称归奇，指把揲四之后两堆蓍草的余数归并到一起。奇是余数的意思，余数可以是从一到四的任何一种。象闰的闰指闰月，五年之中有两个闰月，所以要“再扐”，即两堆蓍草的余数。这样经过四营之后，就叫一易（一变）。在第一变的基础上，再经过四营的程序，这是第二变。然后又经过四营，成为第三变。三变之后，就可以确定一爻。由于卦是从下向上数的，所以最先确定的是初爻。如此总共经过十八变，就可依次确定六爻，成为一卦。所以说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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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只是一般性的原则，具体的数字演算和确定阴阳爻的方法还没有提及。大体说来，第一变在挂一之后，两堆蓍草的总数是四十八根，用四数过后的余数之和不是四就是八，是肯定的。因为假设一堆余数是一，另一堆一定是三；一堆余数是二，另一堆一定也是二；一堆余数是四，另一堆余数也是四。这样，经过第一变之后，去掉了余数之和的蓍草数目应该是四十四和四十两种。这就是第二变开始时的数字。再经过四营，去除余数之和四，八，参与第三变的蓍草应该是四十，三十六或者三十二根。如此再经过四营，去除余数四，八，剩下的蓍草只能是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和二十四这四种。（必须注意，在第二变和第三变中，与第一变稍有不同的是，挂一的那根蓍草在第一变中不算在余数里，但这里则要放在余数中。）这四个数字，就是确定阴阳爻的依据。所以它叫策数，策就是蓍的意思。从这四个数字确定阴阳爻的办法，是将它们用四来除，其结果就是九，八，七，六。其中九和七是天数，求得它们就是阳爻。六和八是地数，求得它们就是阴爻。阳爻中，九和七也有区别，九是老阳，是可变爻；七是少阳，是不变爻。阴爻中也如此，六是老阴，是可变爻；八是少阴，是不变爻。《周易》以变爻为主，所以阳爻称九，阴爻称六。九的策数是三十六，六的策数是二十四。乾卦六爻皆阳，三十六乘六，是二百一十六，所以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卦六爻皆阴，二十四乘六，是一百四十四，所以说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相加等于三百六十，正相当于一年三百六十天，所以说当期之曰。期是一年的意思。二篇指《周易》上下篇，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阴阳爻各一百九十二，三十六乘一百九十二是六千九百一十二，二十四乘一百九十二是四千六百零八，二者相加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所以说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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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其一，从不用之一开始，到分二，象三，揲四，五岁再闰，再到确定阴阳爻的六，七，八，九，除了十以外，天数和地数都被依次提到。而且，如果把五十看作十的倍数的话，那么作为大衍之数的五十实际上就包含了数字十。这样来理解，整个揲蓍成卦的过程，就好比是天数和地数交替展开的过程。《系辞传》这样安排的用意，就是以天地的变化来解释卦象。这与其他地方关于卦象来源于圣人仰观俯察的说法相得益彰。其二，从大衍之数五十开始，经分二，象三，象四时，象闰，到当期之日，当万物之数。整个揲蓍成卦的过程又被理解为时间的展开过程，以及万物的形成过程。从天地，日月星辰，到四时，闰月，岁，这是一个典型的古代中国的时间展开模式。同时，这个时间展开的模式也是一个万物生成的模式，一个从天地到万物的模式。因为万物生成总归是离不开时间的。这样，经过《系辞传》的解说，揲蓍成卦又被赋予了宇宙论的意味。其三，这种宇宙论的意味因为如下的这段话，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段话就是“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就其本义来说，这段话与大衍之数章有关，太极指蓍草混而未分的状态，两仪指分二，四象指六七八九这四个数字，由此可以确定八卦。但在后来的解释中，太极一般被认为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两仪指天地，阴阳等，四象指四时，而八卦则代表了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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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衍之数章，是古代文献中唯一记载筮法的段落。它所记是否真实，是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筮法存在，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幸亏有此，我们才可以对古人用《周易》占筮的方法有一些了解。严格地讲，这里所说只是占筮方法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占法，即求得一卦象之后，如何进一步判定吉凶的方法。这部分内容，《系辞传》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所以，仅凭《系辞传》所记去复原古代的占筮过程，还是不可能的。这也表明《系辞传》的作者对占筮的真实态度，他对周代的占筮本身并无太大的兴趣，它关心的只是哪些占筮的素材可以更方便的被哲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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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易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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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角度来说，经典解释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新意义注入旧文本的过程，这在“注”这个字中得到最好的体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个旧文本意义空间的扩展过程，与之相应的一个字则是“传”。传，传述也，其实是通过述的方式揭示原有文本可能具有的意义空间，当然这种可能的意义必须在解释者当下所面临的情形与文本的对话之中才能被赋予。无论是注还是传，从实质上来说，都是传统与当下的连接，文本与解释的合一。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连接或者合一必须是建立在断裂和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解释当然是对原有文本意义的延伸，但它同时也是改变，甚至是很粗暴的改变。这里当然有高超的技巧，很柔和的手段，也许让人误以为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它们并不能掩盖意义变化的事实。儒家对于《诗经》等的解释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有相关的讨论。以下，我们将《周易》经传为例，进一步了解经典解释在表面的连续之下所遮蔽的巨大意义置换。如我们所知道的，通过《易传》对于《周易》的解释，作为占筮之书的《周易》从由大卜所执掌的王官时代的旧经典，逐渐变成了作为德义之书的经学时代的新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周易》甚至于失去了其独立性，必须和《易传》一起流传。从表面上来说，是《易传》依附于《周易》，但是骨子里，却是《周易》依附于《易传》。只有在《易传》的解释方向上，《周易》才可以被阅读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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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由于《周易》原本占筮之书的性质，它在最初并没有得到注重德义的儒家学派的普遍重视，在经典系统中也不具有和《诗》、《书》同样的地位。这一方面可以从《论语》、《孟子》、《荀子》这三部先秦儒家最重要的文献中获得了解，(7)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马王堆帛书《要》篇中得到证实。(8)但这并不能说明早期儒家对于《周易》就完全没有兴趣。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以及《六德》中都清楚地提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经典结构，其中还有“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之说，这足以说明对《周易》的儒家解释在战国时期已经展开，并且有了足够明确的解释方向。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种解释就是今传《易传》或者与其有关，但从学者对于《易传》和郭店楚墓竹简年代的估计上来看，二者却是大体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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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来说，《周易》基本是由象和辞两部分构成的。与此相关，《易传》对于《周易》的解释，基本上是围绕着象和辞两个不同的路径展开的。其对于辞的解释，极尽“想象牵连”之能事，如《乾·彖传》释卦辞“元亨利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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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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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大哉乾元”句是对“元”字的解释，“云行雨施”句是对“亨”的解释，“乾道变化”句是对“利”和“贞”的解释，“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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