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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七章 《诗》学与经典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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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出土文献与经典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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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是指由考古发掘的途径所得到的古代文献，就早期(1)的情形来看，它们大多是随葬品，抄写在竹简或者丝帛上，所以又有竹书或者帛书的说法。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尤其是在后三十年，发现的出土文献数量惊人，而且年代有愈来愈早的趋势，(2)因此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承认。(3)这些文献既有可以和现存文献相对照者，又有已经失传很久的珍贵资料，对于从古文字、古文献到历史和思想史等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吸引了很多领域学者的兴趣。本文关于出土文献的讨论，如题所示，主要是着眼于经典诠释的角度。不过，本文并不想对出土文献与经典诠释的问题做一个全景式的叙述，而仅仅是集中在几个与古代经典诠释有关的问题上面。同时，考虑到儒家和经典诠释的密切关系，这里的讨论也只集中在儒家的范围之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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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讨论的两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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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出土文献和经典诠释问题的讨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视角。考虑到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一般情形，我想把该问题置于如下的两个背景中来处理：第一，从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大宗——经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出土文献主要处在经学的酝酿和形成时期，并直接为其在汉代朝廷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二，这同时也是一个“哲学的突破”时期，新的观念形态出现并取代旧的东西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经典的诠释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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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典诠释传统与经学当然是密不可分。经学一般认为确立于西汉，其标志便是武帝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并置弟子员。(4)可是要谈论经学的历史，我们就要回头追溯很多，可以一直延伸到孔子的时代。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开始，到经学确立为止，可以看作是经学的酝酿和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儒家进行着一个把原有经典和新创价值互相诠释的工作。所谓的互相诠释是指，一方面从旧有的经典中寻找新创价值的根源，另一方面则是持续的把新创价值注入到经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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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年代上，还是从思想上，我们所讨论的早期出土文献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些文献中有很多与经典诠释有关的内容，它们又主要集中在马王堆帛书、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竹简中。(5)马王堆帛书于1973年12月发现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据考古学家的介绍，该墓下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相当于公元前168年。其中发现大量的帛书（近三十种）和少量的竹简（四种），目前已经发表一半左右。马王堆帛书涉及到的内容相当广泛，以《汉书·艺文志》的分类而言，包括了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等不同的方面。其与经学有关者主要集中在《周易》方面，包括经文和解释性的文字。(6)《周易》经文最大的特点是卦序与通行本不同，较之通行本更有规律性。(7)解释性的文字则有六种，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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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二三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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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易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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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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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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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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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种：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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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二三子》与《周易》经文抄写在同一张帛上，另外几种则单独成卷。关于这些文献的写作年代，目前尚有不同的意见，大体上有战国中期、战国末期、秦汉之际或者汉初等说法。(9)这是在现存的《易传》（即“十翼”）之外发现的最系统的解释《周易》的作品，对于研究“十翼”的形成以及早期《周易》的诠释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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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帛书中还有与《诗经》的解释有关的内容，这主要是指被称做《五行》的一篇。该篇多次引用并解释《诗经》的文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诗》学作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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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墓竹简是指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墓中发现的竹简。根据考古学家的意见，该墓的下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的公元前三百年前后。墓中竹简有八百多枚，其中经过整理的带字简七百三十多枚。这些竹简被整理者分为十多篇，其中属于儒家的有十三篇，而与经典诠释有关者主要是《五行》、《缁衣》、《唐虞之道》、《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六德》和《语丛》诸篇。这些文献处在孔子和孟子之间，对于先秦儒家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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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竹简系盗墓所得，最初由湖北流入香港，后由上海博物馆买回。其年代与郭店墓相近。其中《缁衣》与郭店基本相同，《性情论》大体同于郭店竹简中的《性自命出》，都与儒家的经典诠释活动有关。《孔子诗论》当然更加重要，该篇包括完整或残缺的竹简二十九枚，约一千余字，是研究早期《诗经》学的重要资料。(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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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考虑，经学的确立意味着经典意义转化的初步完成。而此前的经学酝酿和形成时期，则正是通向此一完成的过渡。过渡阶段的经学有着更活泼和丰富的特点，这一方面是指形式上的，譬如不必受一些呆板的体例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指内容上的，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或者学术权威确立的“正义”，所以对同一部经典的诠释就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在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古代的文献如何在持续的诠释之中脱离其原有的面貌，转化为儒家所需要的经典。这种转化并不仅仅是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进行的，它包含着“哲学的突破”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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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余英时先生的介绍，“哲学的突破”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后来在美国社会学家派森思（Talcott．Parsons）那里表述得最为系统。其说法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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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古代文明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都未曾有的。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处境的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以希腊而言，此一突破表现为对自然的秩序及其规范的和经验的意义产生了明确的哲学概念。从此希腊的世界不复为传统神话中的神和英雄所任意宰制，而是处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之下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出现是希腊的“哲学的突破”的最高峰。整个西方文明中，理性认知的文化基础由此奠立，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跳不出它的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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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突破”在中国表现的最为温和，因为中国的传统寄托在几部经书之中。此一传统经过系统化之后，在宇宙秩序、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几个方面都发展出一套完整而别具一格的看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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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余英时的看法，派森斯因为对东方的了解不够，所以谈论中国和印度的部分不免失之笼统。但是，提到经书的作用总还是值得肯定的。余英时进一步说中国哲学的突破实际上是针对着诗书礼乐所谓的王官之学而来的，譬如孔子，一方面“述而不作”，承继了诗书礼乐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则赋予了诗书礼乐以新的精神和意义。就后一方面说，孔子正是突破了王官之学的旧传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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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突破”的说法对于我们了解从春秋末期开始的古代中国思想的巨大变化而言是大有帮助的。虽然相对于其他的传统，你可以说它是温和的，但是终究是对更早的思想形态的突破。在这里，经典诠释的意义可以充分地显示出来。《诗》、《书》等作为更早的时代的产物，作为王官之学的一部分，在“哲学的突破”之后不仅没有被放弃，反而还能够保持崇高的地位，这就要归功于以儒家为主体的经典诠释的努力。正是由于诠释，经典才完成了意义的转化，从而获得新的持久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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