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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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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初的文献中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淮南子·泰族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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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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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滑稽列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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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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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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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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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有名的说法则见于《礼记·经解》篇，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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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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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关于“六经”意义的众多说法之间，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突出六经各有各的用途，可以互相的配合。这种论断当然都是以一定的诠释为基础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能发现与此有关的另外一种倾向。由于六经的诠释方向不同，更重要的是，诠释的承担者不同，因此还有扬此抑彼的倾向。以马王堆帛书《要》为例，其中有如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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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多阙矣，《周易》未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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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释《周易》的作品，这里对《尚书》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轻视，虽然其理由仅仅是《尚书》的残缺和《周易》的完整。《要》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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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诗》、《书》、《礼》、《乐》不□百篇，难以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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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缺文，或补“读”字，或补“足”字，无论如何，都有贬抑《诗》、《书》、《礼》、《乐》，抬高《周易》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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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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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引余英时所说，哲学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王官之学的突破。这种突破最集中地表现在王官（王官之学的承担者）和以儒者为代表的诸子（“哲学的突破”的承担者）对某些共同知识譬如所谓“经典”意义的把握上面。他们一方面分享着某些共同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的理解又是如此不同，这给当时人的心理震撼一定是非常强烈的。相应地，在儒者的面前也摆放着重要的挑战：如何说明新的理解的合理性？毕竟，相对于这些经典而言，王官是先行者，因此他们也就代表着传统，并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着心理的优势。就儒者而言，要改变这种理解的传统，就要解答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具有普遍性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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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和王官学的承继关系在《汉书·艺文志》中被揭示得非常明显。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等说法虽然受到现代学者的批评，(21)但是这并不能割断诸子学和王官学之间内在的联系。就事实而言，老子原本就是史官，孔子也有很多请教王官的记载。(22)可是如果由此说王官学和诸子学区别不大，就显然是进入了另一个误区。我们可以以《周易》为例来进行说明，在这方面，马王堆帛书提供了很好的讨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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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马王堆帛书《易传》中重要和引人注目的一篇。其中有关于孔子老而好易的记载，被认为是司马迁写作《孔子世家》时的一个材料来源。文中假托子贡和孔子对话，主要说明儒者理解的《周易》和巫史的不同。篇中有如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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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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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体在表达上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通过提问者很方便地把问题直接地突出出来。在《要》篇设计的对话中，子贡充当了提问者的角色。问话中明显有两个对子即德行和神灵、智谋和卜筮，很显然，《周易》是被归入后一方的，与之相反的则是儒家强调的价值。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作者的关注：《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具有与儒家价值相矛盾的特点，可是孔子为什么会对《周易》发生兴趣，并且爱不释手呢？这个疑问虽然在文中仅仅以子贡提问的方式表达出来，却有着普遍的意义。也就是说，当你想利用一个旧有的材料来说明新的东西，并且这个材料已经被赋予了某种具体的意义，同时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存有固定印象的情况下，新与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何调和新与旧的冲突，也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先看看孔子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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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阙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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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出了几个理由，如《周易》较《尚书》完整，同时有很多前人包含着哲理性的文字等，但最重要的似乎是最后的一句话，即“予非安其用也”。《周易》之用当然在卜筮，“非安其用”就是不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书，这显然和当时一般人的理解又发生了冲突。那么，为什么不用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要表达的思想，却偏偏要采用迂回又复杂的方式呢？《要》的作者显然有同样的疑问，子贡继续提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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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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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于《周易》，不是安其卜筮之用，而是乐其哲理之辞，这和传统的做法是相违背的。子贡似乎是觉得，这种做法并不符合“逊正而行义”的精神，因此会给很多人带来迷惑。可是孔子自有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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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校（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而不□□□百姓之□□□易也。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之□□□予何曰事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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