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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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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性很强的叙述中，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有为之言不足以为通论。孔子针对某种特殊情形所说的话，并不能成为一个一般性的道理。这段话有明显地抑曾子而扬有子的味道，因为曾子执著于夫子的有为之言，不能分辨其与通论的区别。有子则可以根据夫子他日的所为，一以贯之地了解孔子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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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孔子的话（譬如“丧欲速贫，死欲速朽”）看作诠释对象，曾子和有子看作是两个诠释者的话，那么这段话很容易就会和儒家的诠释传统联系起来。的确，诠释的工作有时候就是一个有为之言和通论之间的活动。也许表现的形式是不同的，有时候会以通论来否定有为之言，（其实也不仅仅是否定，确切的说，是解释）并借这种否定来突出通论的重要；有时候则要把有为之言转化为通论，使其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有为之言与通论的区别总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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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我们也发现了在类似意义上使用“有为”的文字，并直接地和经典诠释发生了关联。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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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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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文字，不可轻轻放过。因为它是很难得的儒家关于自己如何诠释经典的说明。按照这里的说法，儒者承认《诗》、《书》等的“始出”都是“生于人”，这话听起来没有什么深意，却值得仔细玩味。“生于人”强调的是《诗》、《书》等原来就是在某个时空中某些具体的人为应付具体的需要而作的东西，换言之，它们是具体和特殊的，而不是抽象和普遍的。“生于人”和“生于天”不同，“生于天”者是普遍的，譬如“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生于人”者就不同。这就是后来反复出现的“有为”两个字眼。(24)参照上引《礼记》中的内容，“有为”强调的正是那种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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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之言”的属性和人们对经典的要求显然是有距离的。有为之言不足以为通论，而经典恰恰应该是可以提供“通论”的东西，是常道的载体。这就需要诠释。就《性自命出》而言，它提到了圣人诠释的工作，无论是“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还是“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都明显地含有赋予“秩序”的意味。圣人把一些杂乱的具体的东西依照某种类别或者次序或者意义统合起来，节度和会通之，这样的话，秩序和意义也就被注入到那些原本杂乱和具体的文字中。从这段话最后特别提出“德”字来看，儒者想要注入的东西主要就是“德”，以及作为“德”的表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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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描述仍然是粗略的，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有为之言转化为通论的途径。以《孔子诗论》为例，其中有几支简数次提到《关雎》等七篇，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些竹简似乎可以以如下的方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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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难》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动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10）……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12）……可得，不穷不可能，不亦知恒乎？《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甘……（13）……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14）……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厚矣。《甘棠》之爱，以邵公……（15）《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者［也］（11）［《甘棠》之报，美］邵公也。《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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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等七篇原来分属于《风》的不同部分，每一篇都有不同的意义。但在这里，通过反复的论述，原本独立的各篇似乎就被归入了一个由情和礼为中心而构造的意义整体，并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这里《关雎》七篇的论述模式，从形式来说，很类似于《系辞传》中的“三陈九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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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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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履至巽的九卦，以德为中心在这里被串联了起来。这是不是《性自命出》所说的“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呢？也许是。经过了这个工作，那些原本孤立而杂乱的内容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意义的链条，并完成了从有为之言到通论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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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孔子诗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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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诗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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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中，有被命名为《孔子诗论》的一篇，因其内容的重要，颇受学者们的关注。根据整理者的介绍，《孔子诗论》共包括完、残简二十九支，所存完整的一简简长达五十五点五厘米，现存一千余字。由于该部分内容的前后尚抄有其他的文字，且其间仅用墨钉区分，所以所谓的《孔子诗论》是否可以独立成篇，学者间尚有不同的看法。马承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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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指《孔子诗论》）与《子羔》篇及《鲁邦大旱》篇的字形、简之长度、两端形状，都是一致的，一个可以选择的整理方案是列为同一卷。我们发现在《子羔》篇第三简的背面有卷题为《子羔》。其后可顺序排列的尚存七支简。从内容来看，《子羔》篇纯属子羔问孔子“三王者之作”。残存的最后一简在孔子回答了三王者之作问题后，子羔又提出了其他问题，但孔子作答的内容已残失，而残失数量未可估计。《鲁邦大旱》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乃是当政者刑与德的问题，其后二简还有孔子对子贡关于御旱灾的答问。《诗论》的第一篇（根据文意，“篇”当为“简”字，疑为笔误或误排）接抄在另一篇的文末：“……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此辞的语气既非对子羔、子贡，也非对鲁哀公的答问，因此，恐怕还有其他关联内容。而《诗论》则纯粹是评论《诗》，三者区别很是清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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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参加过初期整理的李零则有不同的看法。“……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李零认为明显是属于子羔问三王者之作的内容，而且正是该部分内容结束时的总结之语。从语气上判断，这看起来是非常可能的。如果这样的话，在马承源所区分的《孔子诗论》和《子羔》之间，就不会有另外的某篇。李零也不同意卷题的说法，他倾向于认为被现整理者区分为三篇的内容都属于同一篇，这一篇原本就有名字，即《子羔》。因为无论是从竹简的形制，还是字体上来看，所谓的“三篇”都是一样的。另外，在这些内容之间，也没有发现通常所使用的分篇符号。相反，表示分章的墨钉则很明显。(27)不过，这并不是说不可以根据内容在同一篇内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事实上，论《诗》的内容确实可以单独提出来讨论。这里暂时采用整理者所定的名称，以《孔子诗论》来指代这部分文字。鉴于竹简的编连问题非常复杂，学者之间的看法不一，这里暂时忽略该问题。但竹简至少可以分成几个主题相关的组，这是大家都可以承认的。所以我们先以主题组的方式对《孔子诗论》的内容进行初步的介绍和分析，然后再进行综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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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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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孔子诗论》中有一个明显的集中论述《关雎》七篇的内容，目前共存有七支简，它们无疑可以被编入一个拼连组。至于如何排列相关的竹简，已知的意见并不相同。如果按照整理者所定的简号来描述的话，李学勤先生排列的顺序是：10、14、12、13、15、11、16。李锐同意李先生的看法。李零先生的做法与此差别很大，其顺序是：11、16、10、12、13、14、15。曹峰也给出了一个次序：10、14、12、13、15、11。(28)多种意见的并存很能反映该工作的尝试和推理的性质。很显然，在不知道有多少支缺简，以及现存简残缺也很严重的情形之下，要复原固有的次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拼连，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这当然不是说对这个问题可以弃置不顾。其实，学术工作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体现出来。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结论，而是讨论的过程本身。基于上述的想法，根据现存七支简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在学者们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我也尝试着分析一下《关雎》组的结构，并描述这七支简的相对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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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讨论的是现存竹简中是否可以看出这一组的首简和末简。答案看来是积极的。简16应该可以看到该组的结束，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对《关雎》七篇的论述，转到了其他部分的讨论，所以这无疑是该组最后的一支简。李学勤先生的排列明显的考虑到了这一点。简10：“《关雎》之改（止），《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曷）？曰：动而皆贤于其初者也。”以提问的方式，揭示出要论述的《关雎》七篇的主题，而其他的简文都是围绕该问题进行的解释和发挥。将它看作是该组的开端，应该是合理的。我们看到，李学勤、李锐和曹峰的编排都体现着这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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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我们就基本确定了该组首简和末简的位置。到此为止的理解和李学勤先生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其他简的位置和顺序。如我们看到的，简10的后部有“关雎以色喻于礼”的字样，后面虽然残缺不可知，但可以推测是依序来说明前面提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和简12相接是合理的。简12现保存18点5厘米，18个字，上下端均残，是论述《关雎》和《樛木》的。李学勤和李锐都以简14和简10相接，（后面再接以简12）当然是考虑到了简14也是讨论《关雎》的。但是，这种拼连可能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预设了整个的简14都是讨论《关雎》的，《孔子诗论》满简抄写大约有56字左右，这样的话，整个的简14，再加上简10的后部和简12上的前部内容，在第二层中讨论《关雎》的文字就差不多有80余字。根据李零先生的校读记，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出《关雎》组讨论每一篇的字数，如简10上端保存完整，下端残缺约八九字左右，加上简12上端残缺的字数，以及还保存的字数，大约三十五字。简13和12的连接是不容置疑的，和简12类似，13也是上下端残破，其中已论到《汉广》和《鹊巢》。根据李零的补字，论《樛木》的有二十九字。论《汉广》的有二十二字。如果简14与简10相接，《关雎》的字数与讨论其他篇所用字数的差距太大，篇幅上明显不平衡。二是体例上的，简14论到了《关雎》的第四章，这种比较细节的讨论，和其他篇的讨论方式也不类。所以，将简14接到这里不大合适，应该另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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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16向前来考虑，最可能与之相接的是简11。简16涉及到《关雎》组的现存内容是：“邵公也。《绿衣》之思，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笃也。”作为该组的结束，它的论述正呼应着开始，并很简要的提出理由。从论《绿衣》和《燕燕》的体例看，“邵公也”前面应该可以补出“《甘棠》之报，以”的字样。以此类推，之前应该是以相同格式概括另外四篇意义的文字。简11的相关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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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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