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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闻而知之,圣也。闻之而遂知其天之道也,圣也。见而知之,智也。见之而遂知其所以为之□□,智也。明明,智□□也。由所见知所不见也。赫赫,圣貌也。□□言□□□□□□□□□。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之谓也。明者始在下,赫者始在上,□□□□□谓圣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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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主题是讨论圣与智的分别。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知的方式,智是见而知之,圣是闻而知之;第二是其气象,智貌是明明,圣貌是赫赫。后一方面的用词很显然是借用了《诗经》的文字,所以很方便地就把《诗》引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和在上的说法,当《五行》引用此诗来说明圣和智之区别的时候,它事实上肯定了圣在上和智在下的不同。这里的上下大抵可以理解为天人,结合同样出现在该篇的“圣始天,智始人;圣为崇,智为广”的说法,引诗的意义在于明确肯定圣和天道之间的关联,并突出智只是关于人道的知识。圣和智的分别,乃是知天道和知人道的不同,因此是本质性的。这种分别突显出知天道的重要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对“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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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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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乐而后有德,有德而国家兴。国家兴者,言天下之兴于仁义也,言其□□乐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之谓也。言大德备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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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诗的字面意义而言,是叙述文王在天帝的左右,其德行昭示于天。在这里,重要的因素是文王和天之间的联系,它也成为《五行》关注的重点。在周初的意识形态中,这种联系就是通过德来达成的。《五行》篇的论述显然有此背景,但是德的意义被进行了新的诠释。德乃是仁义礼智圣五者和乐的状态,只有达到了此种状态,才是有德。有德的表现则是邦家与。关于邦家与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舜的例子获得理解。自匹夫而为天子,正是所谓的邦家与、天下与,而其根据则是舜之大德。文王也是如此,三分天下有其二,以至于受命于天,所凭借的正是其德。这里所谓“大德备成”,一方面是对文王的歌颂,另一方面也是以德配天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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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有关的另外一个材料是“上帝临女,毋贰尔心”。《五行》篇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是用来说明一种知的方式和状态。经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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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鐖而知之,天]也。[诗曰]上帝临女,毋贰尔心。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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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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鐖而知之,天也。鐖也者,赉数也。唯有天德者,然后鐖而知之。上帝临女,毋贰尔心。上帝临女,□鐖之也;毋贰尔心,俱鐖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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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鐖而知之”句的确切含义,目前似乎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解释。作为知的方式,它明显是与“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并列的。见而知之是智,闻而知之是圣,我们有理由认为鐖而知之是不同于智和圣,而且又高于智和圣的知的方式。根据说部分的解释,“鐖也者,赉数也”,这该和数字有关。考虑到《五行》说部分与孟子的联系,我们当然会想到孟子和数字有关的论述。其中最典型的是《尽心下》的最后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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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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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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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有关的论述,是《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是数的观念,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固然可以看作是对于从尧舜到孔子之历史的总结,但重要的是,孟子的这个命题在历史和数字之间进行了连接,历史包含了数字,因此,数字也就可以解释和预言历史。具体来说,这个数字就是五百年。与之相关的历史就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当《五行》篇说“鐖而知之”的时候,其中也包含着通过数字来理解世界的意义。第二是有关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的说法。从孟子的话来看,其所谓见而知之,是指和圣人生活在同时代,所以可以通过亲眼所见的方式来了解圣人。闻而知之者则和此前的圣人相距五百年,因此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了解。孟子在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之间并没有进行直接的高下分别。如果考虑到各自的代表人物,见而知之者包括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闻而知之者指汤、文王和孔子,后者显然得到了孟子更多的重视和更高的评价。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定孟子和《五行》一样,承认闻而知之是比见而知之更高的一种状态。从以上的分析看,上引孟子《尽心下》的文字应该有着《五行》的背景在内。因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周期,或许就可以看作是鐖而知之的一种表现。“唯有天德者,然后鐖而知之”,这意味着鐖而知之是一种很特别的知的状态,或许只有孔子所说的生而知之者才足以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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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五行》篇引《诗》所涉及到的心和天这两个主题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连接,这是《诗》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五行》所谓的天道,和外在的自然之天毫无关系,而是和心相关的某种状态。该篇的开始,提出的就是仁义礼知等是否形于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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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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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的内,指的就是中心。仁义等行为是否有中心的根基,即形于内或不形于内,这是德之行和行的区分,也是善和德的区分。《五行》以善为人道,德为天道,实际上即是以有无内心的根基为标准来辨别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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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知,无中心之知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无中心之圣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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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表达的更加明显,从中心之忧到中心之知、中心之圣、中心之悦再到安乐,共同构成了德的基础,因此也就是天道的基础。以心言天,从经学的角度来看,是通过《诗》的诠释完成的。这在《中庸》那里也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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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中庸》与《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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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庸》与《五行》都被看作是和子思有密切关系的文献。《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思作《中庸》。”这两篇文献确实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譬如从经学的角度来看,《中庸》表现出与《五行》同样的情形,即只引用《诗》而不涉及到其他经典。兹将其引用《诗》的文字先叙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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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大雅·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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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豳风·伐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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