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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父母》的发现，以及它与《礼记·孔子闲居》的关联，为有关《礼记》的文献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素材。从文本的角度来考虑，《民之父母》只是《孔子闲居》的一部分，《孔子闲居》还多出了孔子与子夏论“三王之德”的内容。也就是说，如果从考察《孔子闲居》材料来源的角度立论的话，除了《民之父母》，应该还有另外的文献。《礼记》中的篇章，多是在旧有材料基础上整合而成的。譬如我们曾经提到过的《王制》、《乐记》等。(39)从材料上来说，有些甚至大部分都是较早的，但是从文本上看，我们仍然要承认其是晚出的东西。同时，仅就《孔子闲居》中与《民之父母》可以对应的部分而言，也有若干可以注意的差别值得讨论。整理者濮先生已经指出其中若干的差别，譬如二者所述“五起”的次序不同，以及用字上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都值得认真的分析，以发现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就本文的讨论而言，值得注意的一些差别首先是修辞所带来的，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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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问于孔子（《民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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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孔子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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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答曰（《民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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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孔子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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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内涵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修辞上的区别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对于那些着眼于人物关系的读者而言，它们就变得重要得多。在一个特别重视人伦的学派中，人物关系的安排总是和某种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儒家的信徒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关系，就《论语》所见，基本上是比较轻松自由的。弟子们对于孔子自然是尊敬的，可是也没有到如“敬鬼神”般远之的程度。孔子有时候还会和弟子开一些玩笑，如到子游治下的武城，听到弦歌之声不绝的时候，就戏言说“割鸡焉用牛刀”。弟子如宰我等经常和孔子抬杠，也不会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论语·阳货》）这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孔子与弟子关系的反映。但是到了汉代，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其与弟子间的距离好像也越来越远。于是，像“子夏问于孔子”那般朴实的笔法就显得不够有力，取而代之是“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的字样，一个“侍”字，突显出子夏在孔子面前的类似于臣子的身份。原本那种比较平等的活泼泼的关系消失了，新出现的是强调等级和秩序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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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包括《孔子闲居》在内的《礼记》和先秦儒家文献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变化就会显得更加明显。除了《孔子闲居》外，《礼记》中还有一些地方也用“侍”字来表现弟子或时人和孔子之间的关系，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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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仲尼燕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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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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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描写是绝不见于先秦儒家文献的。即便是重礼且推崇孔子如荀子者，在述及孔子与弟子关系时，仍然一如《论语》以及《民之父母》中所表现的比较平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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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样意义的是《民之父母》中的“孔子答曰”在《孔子闲居》中被置换成了“孔子曰”。如果说“答”字对应着前面的“问”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问答双方平等的关系的话，那么，“答”字的省略似乎也是在刻意表现着某些内容。就《论语》中所见，弟子和孔子之间的问答，多是“弟子问某”或者“弟子问曰”然后是“孔子曰”的形式，如《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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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问曰……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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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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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问仁。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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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记载孔子回答问题，有时候也使用“孔子对曰”的语气，但都是针对着国君或者执政者的。如《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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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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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孔子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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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针对弟子提问者。这一方面说明以《论语》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记录或者编辑在形式上有比较严格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加“对”字者更能显示出与孔子对话者的重要身份。从这方面来考虑，《孔子闲居》对《民之父母》中“孔子答曰”的改变也许不只是去掉一个字那么简单。其意义仍然与上一例相同，是在突出孔子相对于弟子而言的特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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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附带讨论的是《中庸》中“哀公问政”一段，孔子的回答是以“子曰”的方式来记载的。如果按照《论语》的叙述模式来衡量的话，就没有遵循一般体例所要求的“孔子对曰”的形式。《荀子·哀公》中记录了很多孔子和哀公的问答，哀公提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取“孔子对曰”的方式，与《论语》是一致的。《中庸》的这段话，也许可以看作是羼杂了后人修改的成分，其背景和《孔子闲居》一样，都是汉代孔子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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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父母》与《孔子闲居》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关于“五起”的顺序以及论述“五起”中的部分文字的使用。濮茅左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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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与《礼记·孔子闲居》“五起”次序不同。竹书与《礼记·孔子闲居》的“五起”内容基本相同，但是，所序有异（参见本篇附录）。竹书的出现，使我们看到了秦“焚书”之前孔子说“五起”的原序。其最明显的是最后一句，所序原则是由内（族内）至外（族外），范围由小至大，“内恕孔悲”、“纯德孔明”、“为民父母”、“施及四国”、“以畜万邦”相继，由“近亲”至“外族”至“民父母”，由“四国”至“万邦”，德业逐渐发扬，恩泽日益扩展，叙述有条不紊。但是，《礼记·孔子闲居》已失其次，有乱孔子原序的严密逻辑，不见循序渐进之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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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次序不同是显然的。但是，如何理解这种不同，以及伴随着这种不同的部分文字的差异，应该是更重要的。《民之父母》所述五起的顺序固然如整理者所说，体现了由内到外，范围由小至大的原则，其中有严密的逻辑，与《大学》所论“修齐治平”的精神是类似的。但是，《孔子闲居》的次序是单纯的错乱或者“失其次”，还是也有自己的逻辑？如果有的话，这种逻辑是如何的？这些问题更值得认真的考虑。就《孔子闲居》而言，其述五起的次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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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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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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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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