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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五行》以其仁义礼智圣五行之说为学界注目。其另一个特点是全篇称引和解释《诗经》，堪称《诗》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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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与马王堆帛书《五行》相比，郭店《五行》有经无说，其“经”的部分与帛书《五行》大同小异。在称引《诗经》的问题上，二者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帛书多以“《诗》云”或“《诗》曰”的方式，竹简则直接写出诗句。这个现象似乎表明竹简作者对于《诗》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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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至少自春秋以来，《诗》就是贵族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论傅太子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又《礼记·王制》：“先王顺《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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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关于《中庸》作为儒家《诗》学文献的特征，请参见拙著：《中庸与荀学、〈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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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此所补“可”字，原释文补为“之”字。从提问的方式“敢问何如而可谓民之父母？”以及语境两方面来考虑，“可”字都较“之”字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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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季旭升：《〈民之父母〉“五至”解》，载于简帛研究网，http://www.jianbo.org/Wssf/2003/jixusheng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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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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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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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中，有“以色喻于礼”的说法，与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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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见《墨子·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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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墨子·天志中》：“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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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五行》：“德者，天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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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八章 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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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辩者与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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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后世构造的道统中没有一席之地，但在儒家思想史上，荀子却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和孟子一起呈现出儒家思想内部的张力和弹性，自汉至唐，孟荀多并称于世，已足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作《孟子荀卿列传》，也颇具象征意义。该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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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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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关荀子的最早传记非常简略，从游学于稷下学宫开始，到葬于兰陵结束。“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的提法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能够表现出荀子对于政治的关注，而另一方面传达的则是失望的情绪。确切地说，这不完全是荀子的情形，而是那个时代儒者普遍的境遇。就政治生涯来说，和孔子、孟子相同，荀子也是相当失意的。在齐国，不过就是“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在秦国和赵国，尽管曾经游说过秦昭王及秦相范雎，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但都没有得到仕进的机会。到了晚年，因得到春申君的信任，荀子从齐至楚，为兰陵令。这只是个地方性的职位，而且伴随着春申君的死亡，兰陵令的职位也被剥夺。荀子的政治成就远不如他的弟子李斯，后者曾经担任过秦国的丞相。政治上的挫折让荀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思想的论辩和创造中去，并认真地思考权力与道之间的关系。“从道不从君”的著名说法首见于《荀子》，而且也确实是荀子遵循的原则。同时，有关君道、臣道的严肃思考更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现实的直接回应。而从整体上来说，荀子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政治哲学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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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的经历对荀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传记中才会得到特别的强调。荀子到学宫的时间，学者之间的说法差别极大，或云宣王之时、或云襄王之时。司马迁在本传中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晃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为“年五十”是“年十五”之误，此说影响甚大。但考之于刘向、颜之推等，都以为荀子五十游学，可知《史记》古本即如此。从其整个的经历来看，荀子当湣王、襄王之时在稷下是比较合理的。湣王末期，诸儒分散，所以荀子于襄王之时最为老师，并三为祭酒。众所周知，稷下学宫是战国中后期最重要的学术和思想场所，不同倾向的学者会聚于此，使之成为一个辩论和沟通的所在，也因此成为思想创造的中心。荀子来此之时，其儒家的思想无疑已经基本定型。作为一个坚定的儒者，面对着各种各样丰富而不同的主张，辩论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通过辩论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主张也可以想象。和孟子一样，荀子同样是辩论的高手，而且对于辩论本身有着比孟子更自觉而系统的思考。《非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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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先虑之，早谋之，斯须之言而足听，文而致实，博而党正，是士君子之辩者也。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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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孟子“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的说法，荀子的“君子必辩”显得更加底气十足。身处稷下学宫之中，面对着众多差异的主张，如果不通过辩论，怎么能够确立自己说法的地位，进而体现出仁言的价值和意义呢？在荀子看来，辩论最重要的乃是立言的宗旨，究竟是“言而仁之中也”，还是相反的“言而非仁之中也”。这当然是基于其明显的儒家立场。为此，荀子提出了辩论的几个重要区分，即“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由察而明而理，才算是摆脱了蒙蔽，舍枝叶而达到了根本。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小人之辩、君子之辩和圣人之辩的区分也得以明确。对于“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的小人之辩，荀子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容忍，这从其主张圣王应先于盗贼而诛之即可看出。本着这个理解，荀子对于所谓的奸言邪说表现出非常坚定的态度。读者一定能够感觉到，《荀子》三十二篇大都充满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以《非十二子》、《正论》、《解蔽》、《乐论》等最为典型。《乐论》基本上是以墨子作为批评的对象，《正论》针对着世俗之为说者——他们该是荀子在稷下的所见所闻。《解蔽》涉及到的更加宽泛：“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嗛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埶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其核心的主张是诸子皆有所蔽，因此不能见道之全体，所谓“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仁知且不蔽”者，唯有孔子，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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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非十二子篇》，所论就更加明了透彻。其篇首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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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