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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道和人心的连结上，孟子的努力更加明显。孟子承继了儒家对于性的讨论，并提出了性善的主张。性一方面是出自天的，另一方面又表现在心上，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天道和人心之间的桥梁。在孟子看来，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等价值，其表现就是所谓的四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等以“端”的方式存在于人心，需要扩充，这就是所谓的尽心。扩充之后，更能发现自己原本就具有这些东西，因此可以知性。性自天出，因此也可以了解天的善的本质。这就是孟子提出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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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早期”我指的是西汉中期以前的时期，读者当然了解，这并不是就出土时间而言，而是说出土文献本身所属的时代。鉴于20世纪出土文献数量巨大，种类庞杂，时间跨度长，为了讨论的方便，特别加上“早期”以限定资料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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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的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简所在墓地的下葬年代是汉代初年，90年代的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竹简则发现于战国中期偏晚的墓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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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出土文献价值的肯定并不就是自然或者必然的。马王堆帛书《易传》释文刚刚公布的时候，我去拜访张岱年先生。印象很深的是张先生的如下说法：出土文献，特别是在历史中佚失已久的内容，往往是不大重要的。因为重要的东西一定会流传下来。另外，传统文化和哲学的主流是在阐发现存文献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但是文献的传或不传除了重要性的差异外，幸或不幸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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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武帝是否真的实行了董仲舒的建议，学者还有不同的看法。参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2—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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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诗经》和《周易》，但因缺乏与经典诠释直接有关的内容，姑存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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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王堆帛书《易传》文字参见据陈松长、廖名春的释文，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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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帛书六十四卦卦序的排列，上卦是按照乾、艮、坎、震、坤、兑、离、巽的次序，下卦是按照乾、坤、艮、兑、坎、离、震、巽的次序，绝无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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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该篇原题《二三子问》，张立文先生指出，依据《缪和》、《昭力》命名之例，当去掉“问”字，名以《二三子》，此说可从。张说见其著：《帛书易传的时代和人文精神》，载于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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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此问题的详细介绍，可参见邢文：《帛书周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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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五行》和《中庸》在有关的记载中都与子思有关，它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篇文献都只称引《诗》而不及其他的经典。在这个意义上，两篇文章都可以看作是《诗》学的作品。二者相较，又以《五行》更突出。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拙文：《中庸与荀学、〈诗〉学》，载于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以及〈荆门郭店竹简与先秦儒家经学〉，收入拙著《简帛思想文献论集》，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35—49页。该文还讨论了郭店竹简中与《尚书》和《乐》的解释相关的文献。马王堆帛书《五行》释文参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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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郭店竹简释文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以及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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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释文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目前已陆续出版至第七册。释文另参见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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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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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余英时：《中国知识阶层史论》，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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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制》的创作虽然晚至汉初，但这段记载还是于古有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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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此于《论语》中可以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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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根据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的记载，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晚而喜《易》。《论语》中可以发现孔子引用和论述《周易》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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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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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张恒寿：《庄子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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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马叙伦有此说，后人多从之，参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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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种批评可以以胡适为代表，其著《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直接针对章太炎，并追溯到《汉书·艺文志》。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91—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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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典型的如《史记》中有“问礼于老子”、“学鼓琴师襄子”等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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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左传·僖公十五年》记韩简云：“龟，象也；筮，数也。”其中龟指龟卜，筮指占筮。龟卜的基础在于象（即兆）；占筮的基础在于数，因为象由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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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此处的“有为”与道家著作中经常讨论的“无为”“有为”并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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