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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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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主在乎的仅仅是权力给他带来的威势，明主则不同，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得到贤人君子的辅助。因此，对于君主而言，其最大的任务就是得其人，所谓的“劳于索之”。在得到之后，则将权力充分地赋予之，即所谓的“休于使之”。如此，君主便在贤人君子的辅助之下，收到身佚而国治的效果。《君道篇》继续论述得其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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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国，则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积而得之者不世绝。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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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爱民和重士两方面来论述得其人。爱民则得民，重士则得士。而在爱民和重士之间，荀子特别强调重士乃是爱民的前提。只有“志乎古之道”的士君子才能够带来美政，才能够爱民安民。士君子乃是君主治国安民最好的辅助，在得人重士之中，荀子尤其强调“取相”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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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恶，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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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点在《王霸篇》中也有强调：“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辟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荀子以为，相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君主和国家的命运。身能相能则可以王，如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等。身不能而相能，也仍然可以成为霸主，如齐桓公之用管仲。当然，除了相之外，人君还需要个方面的人才，荀子称之为“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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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向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后可。其知慧足使规物，其端诚足使定物，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观安燕之时，则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变焉，如是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应，乱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其德音足以镇抚百姓，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四邻诸侯之相与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亲也，故人主必将有足使喻志决疑于远方者然后可。其辩说足以解烦，其知虑足以决疑，其齐断足以拒难。不还秩，不反君，然而应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后可。夫是之谓国具。故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暗，无卿相辅佐足任者谓之独，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晻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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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国具，从“不可不早具”的说法来看，是指国家必须具有者。君主一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在治国上必须需要他人的帮助，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国具。荀子对国具的论述是从三方面进行的，一是便嬖左右，属于君主的近臣和耳目，其作用是“规物”和“定物”；二是卿相辅佐，是君主的重臣，负责处理国家政事，其作用在于“镇抚百姓，应对万变”；三是使于四邻诸侯者，周礼所谓行人之官，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其作用在于“解烦”、“决疑”、“拒难”等。可以看出，国具涉及到的其实是官僚系统的基本架构。在周代，王朝的官吏一般被分成太史寮、卿事寮和王事寮三类。太史寮主要是负责天事与神事；卿事寮负责政务；王事寮则负责宫廷之事。荀子关于国具的理解，很明显地去除了太史寮的部分，外交方面的官员则得到了突出，这很显然是为了因应战国时期新的社会政治情形。卿相辅佐略相当于卿事寮，便嬖左右则相当于王事寮。君主正是借助于这三种“国具”来实现对于国家的治理。无此三者，君主不过就是孤独的暗主，一夫而已，危亡无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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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道与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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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君主的职能主要在得其人，劳于索之，这首先就有一个如何知人的问题。《大略篇》“主道知人，臣道知事”的概括是精到的，知人决定了择人，而择人的确当与否又决定了君主和国家的命运。这必然牵涉到索人和用人的原则和标准等问题。《君道》对此多有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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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临尊，轻不得以县重，愚不得以谋知，是以万举不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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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人和用人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取人之道最重要的乃是礼，而不是君主个人的好恶。“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错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利，忿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此四观之法，都是以礼为核心的考察。荀子一再指出取人“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为此，公而不私的观念就得到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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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中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易也。欲得善驭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县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能致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也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治国驭民，调壹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难，治则制人，人不能制也，乱则危辱灭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辅佐，则独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也，岂不过甚矣哉！（《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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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提到射和驭的例子，然后延伸到治国。其重点则落到以公的方式取卿相辅佐，不能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该问题的重要乃是由于它直接地和国家的安危存亡有关。君主可以“私人以金石珠玉”，但不可以“私人以官职事业”。一旦后者的情形出现，则是主臣两失，灭亡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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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能而主使之，则是主暗也。臣不能而诬能，则是臣诈也。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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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私人以官职事业，对于荀子来说，于君主和便嬖乃是两得之事。以文王为例，其于太公非亲非故，加之本有贵戚子弟，但必用太公者，是因为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独也。”权力只有在与贤者的分享中才更加巩固。正是由于太公的辅助，周才得以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其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正是文王对子孙的大爱之处。“故曰：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暗主则必危其所爱。”这种爱的方式就是与贤者共治天下，给所爱者的生活奠定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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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公的观念的展开，则是官员任命中的“论官”，即各依据其材能而酌用之。类似的说法，之前在黄老学派和法家的形名之学中有比较多的讨论。荀子的特色在于把材分为三类，即官人使吏之材，士大夫官师之材，卿相辅佐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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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人愿悫拘录，计数纤啬而无敢遗丧，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饰端正，尊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循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士大夫官师之材也。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好士之为美名也，知爱民之为安国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知尚贤使能之为长功也，知务本禁末之为多材也，知无与下争小利之为便于事也，知明制度权物称用之为不泥也，是卿相辅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论官，此三材者而无失其次，是谓人主之道也。若是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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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的职责乃是根据人们不同的材能而使之发挥不同的作用，不可混淆。《王霸篇》有云：“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所谓的官人，即是这里的论官。能论官，则整个的世界处在有序的状态之中，荀子称之为“至道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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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大形，隆礼至法而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书曰：“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人习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职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职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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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态之下，整个国家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君主如心，而臣下百吏如耳目鼻口，职分次定，兼听齐明。“不视而听，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的说法，颇有些“无为而无不为”的味道，这或许是受到了道家特别是黄老学的某些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黄老学与荀子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从下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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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身与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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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论治道的传统，一直突出君主的修身是治国的根本。《论语·子路》记孔子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孟子·离娄上》云：“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把这点阐述最清楚的则是《大学》，八纲领之说层层递进，一直推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结论。荀子承此说而进一步论证之，《君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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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而臣决。楚庄王爱细腰，故朝有饿人。故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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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之道即在修身之中，所以才有“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之论。荀子把君主比做仪、盤和盂，民则是景和水。君主的作为和形象决定了民的作为和形象。此论的关键乃是把君主视为百姓的模范，突出君主巨大的示范作用。君主的修身并非只是一己之事，而是国家大事。从这里再来理解前述的“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就可以明显发现其与道家思想的分际。道家无为的主张重在君道的居后和因循，和而不唱，这正是荀子所激烈批评者。《正论》有如下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于道家等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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