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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690 读书并不是孤立地对文字的阅读,对经典的学习要和其作者的生命联系起来,并还原到经典和作者所处的时代中去。如此才能体会作者之志,了解经典的意义。其实这是儒家阅读经典时所采取的普遍做法,如《系辞传》关于《周易》的解释,强调“《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就是力图把《周易》还原到文王和纣的时代,以及文王坎坷的人生际遇中去获得理解。在此基础上,荀子则进一步提出“近其人”和“好其人”的说法,《劝学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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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692 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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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694 孤立地来看,那些经典都是灰色而没有生命力的。《礼》、《乐》不过是死的僵化的条文与法则,而不是活的道理的言说;《诗》、《书》是过去时代的产物,因此不会有切近的感觉;《春秋》也因为文字的过于简约,而失之于晦涩难明。单纯拘泥于经典的文字一定是不足取的,必须要近其人。这种对经典的态度颇有些反省的味道,荀子当然是看过《庄子》的,《解蔽篇》曾经批评过庄子的学说是“蔽于天而不知人”。他一定知道庄子学派对于儒家经典的嘲讽,《天运》篇曾经记载一个老子和孔子的寓言,作者借老子之口提出“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之说。《天道》篇亦有轮扁议论桓公读书的精妙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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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696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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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698 在这段让轮扁免于桓公惩罚的话中,无论是迹与履的比喻,还是糟粕和不可传也之说,庄子学派都表现出一副对经典的不屑态度。这当然是针对儒家的。在《庄子》看来,经典只是某些表面东西的记录,真正的精华和圣人一起已经永远消失了。就这样,《庄子》成功地把圣人之言和圣人分裂开来。必须承认,这个区别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的最大根据就是文字和意义之间的距离。对于《庄子》来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已经决定了文字永远不能呈现意义。这对于重视经典的儒家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儒家一方面需要捍卫经典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回应来自庄子学派的挑战。于是,强调经典和圣人之间的联系就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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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00 “近其人”的说法很显然是着眼于经典和人之间的关系。读书并仅仅是面对文字,更是面对着人。近其人的“人”,杨倞注“谓贤师也”,郭嵩焘注“近其人”为“得其人而师之”,考之于荀子的主张,他们的说法当然是有根据的。荀子极重师法,《修身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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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02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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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04 《儒效》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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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06 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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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08 但我们对于师却不能狭义地去理解,师不必就是当下的老师。比较而言,荀子更强调的是以圣王为师。如《解蔽篇》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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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10 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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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12 这里讲的相当明白,师法分别指的是圣王和圣王之制。“以务象效其人”,也就是《劝学》中说的“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学者真正的老师只能是圣王,当下之师不过是通向圣王和圣王之制的媒介。《中庸》里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以圣王为师之义。经典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圣王之道的体现,而这种道又呈现在圣人的生命之中,随时而变化。因此,传承着道的经典只有通过圣王的生命才能获得真正的了解。《儒效篇》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圣人之道管是也。”圣人才是道的枢纽,圣人之道就体现在圣人的生命和生活之中。因此,必须通过文字并穿透文字,把经典还原为圣王的心灵,把固定的制度还原为道,把僵化的东西还原为灵动的东西。由此,荀子特别注重从人格生命的角度来描述所谓儒者或者君子的形象,这在此前的儒家文献中是少有的。《儒效篇》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该篇开始就以周公为例来呈现大儒的形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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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14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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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16 这种大儒的形象不是可以用僵化的礼来规范的。如果以一般的“君君臣臣”之礼来衡量的话,“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也许是篡是越,是小儒俗儒等无法想象的做法。但正是这种行为保证了周的天下能够延续下来,衡之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实在是最合理的选择。更重要的,周公并非有篡位的想法,原其心乃是“恶天下之倍周也”,这从后来归政于成王看的非常明显。所以《儒效篇》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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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18 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埶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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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20 在屏与反之间,天下得以和,文武之业得以成,而枝主之义得以明。周公以自己活生生的经历向后人展示着礼的真谛。在看似错乱的表象背后,其实“次序节然”。这就是“变化”的能力,只有圣人和大儒才具有的能力,该篇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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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22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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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24 这是大儒的形象,也是“近其人”的“人”的形象。“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变万变,其道一也”,真正的圣王不是守一不变者,而是持道应变者。这种形象无法单纯地从文字里学到,它是面对圣王生命时的理解与感悟。也许如《儒效》中记载的:“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这种普遍而抽象的道德教诲并非是错误的,相反,这应该是某些人必须的品质。但并不适合“持险应变”的情况,于是遭到了荀子断然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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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26 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立,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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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28 “近其人”的意义在这里才真正地呈现了出来。从人出发,而不是从文字或者抽象的道理出发,才可以对经典有切近而深刻的理解。作为道的载体,经典需要和圣人的生命交融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经典是人所创造的,是人的经典,本着此种理解,在“近其人”的基础之上,荀子又提出“好其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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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30 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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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32 如果说“近其人”还只是表达一种对经典和人之间关系的肯定,“好其人”则更进一步说出了学者对于圣人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孔子曾经有“君子有三畏”的提法,内中包含着“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对于圣人之言需要的是敬畏,但对于圣人本身则需要“好”的态度,需要如孟子所说的“中心悦而诚服”的状态,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亦如孔子对于尧舜文武周公之态度。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好”既拉近了圣人和作为读者的“我”的距离,同时又给对圣人之道的效法提供了情感的基础。(32)在这个基础之上,“法先王”或者“法后王”的提出就是很自然之事。(33)无论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争论,都不影响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对先王或者后王的效法其实是“近其人”或者“好其人”态度的具体落实。后来者首先面对的是“王”,是某些生命,然后才是体现在先王或后王世界里的“道”。在人与道的关系之中,人始终是绝对的主角,如孔子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这个基础之上,由人而道,隆礼的主题才会顺利成章地被提了出来。这既是荀子整体思想的内在逻辑,也是其经典解释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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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34 三、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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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36 按照一般的理解,六经中的每一部经典都有其特殊的内容和作用,这也就构成其特殊的解释方向。如前引郭店竹简《语丛一》的文字,或者《庄子·天下》篇所记载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荀子的问题是,在这些不同的内容和作用背后,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个一贯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体现在圣人生命之中的圣人之道。前引《儒效篇》所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圣人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明确地指出圣王之道乃是《诗》、《书》、《礼》、《乐》之所归,《荣辱篇》也几次提到了“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这是大本大根的问题。经典的精神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获得理解。只见其分不见其合,或者只见其文不见其道都是不够的。什么是圣王之道呢?《儒效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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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738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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