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2029917e+09
1702029917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926-9/B·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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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35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42.75印张 484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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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37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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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46 中国儒学史 [:1702022290]
1702029947 中国儒学史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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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49 汉代儒学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思想,在汉代赢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了官方哲学,统治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汉代儒学思想十分丰富,它不仅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先秦的儒家学说,而且还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它与昌盛于汉代的儒家经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并对汉代的谶纬神学的兴盛,我国道教的形成和刚从古印度传入的佛教,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儒学奠定了整个两千年来的我国封建社会儒家统治地位和统治思想的基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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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51 一、汉代的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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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53 儒家自春秋末年孔子创建之后,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两大显学——儒墨显学之一。就历史实际而言,儒家的影响要大大超过墨家。墨家只是在战国前中时期影响较大,其时之言“不归于杨,则归于墨”,所以孟子以“辟杨墨为己任”。之后,战国中期道家的二号人物庄子,展开了对儒家的猛烈抨击。同时又有法家对儒家的批评,最后导演出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由此可见,不仅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自身得到了发展,呈现出了“儒分为八”的繁荣景象,以及产生了孟子和荀子这样两位大儒,而且从来自其对立方的批评中,都可以看到儒家确是先秦时期的一大学派,它在思想界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各学派。然而儒家学说虽说在社会上、在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一直未能得到诸侯国官方的支持。虽说孔子、孟子也积极地宣扬自己的学说,乃至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而各诸侯国在战国时期却前后采纳了法家政治,任用法家人物,推行法治,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如魏国、楚国、齐国、韩国等等,后起之秀的秦国则采用了商鞅的法治思想,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经济政治的改革(如实行土地私有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等等),从而使秦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为以后的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奠定了基础。而在意识形态上,法家则极力排斥儒家的仁义思想,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以为儒家“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只能给国家带来削国亡国的危险,致使秦始皇闹出了“焚书坑儒”的事件,儒家落得了如此悲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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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55 然而自进入汉代之后,儒家的命运却有了转机。儒家学派不仅逐步地得到了恢复,而且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走上了繁荣昌盛时期,(2)在社会上赢得了统治地位,成为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统治地位,几乎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贯串于整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之中。其发端就是从汉代“独尊儒术”开始的,同时也是由汉代的儒学为之奠定好思想基础的。在这里儒家的命运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这种大落大起的情况,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历史命运的变迁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一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呢?这确实是我们应当值得思考的,在我国历史上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汉代的思想家讨论过,汉以后历代的思想家也讨论过,直至近现代思想家们还在讨论着。可见,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古老的而又不可回避必须经常讨论的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加深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皆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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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57 先秦的儒学与汉代的儒学,之所以有着这样不同的命运,汉代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汉代官方哲学,成为统治的思想,赢得独尊的地位,其根本原因,我们认为有两个:一是时代的不同,时代发生了变化的结果;二是由我国封建社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没有这两大原因,儒家也就不可能在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中赢得独尊和统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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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59 关于第一个原因,汉初的思想家已经讨论得很多了。汉代与先秦(主要指战国时代)确实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主题。先秦时代,尤其是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乱纷呈的年代,各诸侯国都在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尤其是那些较大的诸侯王国(所谓“战国七雄”)皆在进行着兼并的战争,希望通过武力来统一全国。这是一个崇尚战争的时代(“当今之世,争于气力”)。而汉代继秦以后,已经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已经建立了中央王权的统治,是一个和平的时代,是一个巩固汉王朝政权的时代。简言之,一个是在战乱时期如何用武力得天下的时代,一个是怎样在和平时期安天下的时代。时代不同了,时代的主题变化了,因此政治方略也就不能不随之而发生变化。为此,汉初的政论家、思想家们都在总结秦王朝失败的教训:偌大的一个强盛的秦王朝,曾经用武力扫平了山东六国,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秦帝国,秦始皇以此认为,已经为自己建立了万代的帝业(“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3))。然而好景太短了,强大的秦王朝不到十余年就彻底的土崩瓦解了,如此悲惨的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此,当时陆贾与汉高祖刘邦讨论了这一问题,《史记》记载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4)天下可以“马上”(指武力)得之,然而不可以“马上”(单凭武力)而治理之。汤武革命用武力而夺取天下,然后用文教来守成天下(巩固政权),在这里有一个逆取与顺守的不同。如果秦王朝在用武力夺取天下之后,推行仁义,效法儒家的圣人,那么秦王朝的政权也就能得到巩固而不会失败了。然而秦王朝不懂这个道理,继续用暴力(任刑法不变)一手来统治,最后只能落得很快地失败而告终。可见,时代变了,时代的主题变了,朝廷的政治方略也要随之变化,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只有懂得逆取和顺守的不同,采用文武并用的政治方略,才是“长久之术也”。之后,年青有为的思想家贾谊,在他的著名论文《过秦论》中,又专门地阐说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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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61 贾谊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以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5)兼并夺取与安定治理天下,其“术”是不同的,然而秦王朝夺取天下之后,“政不改”,仍然用夺取天下时的武力来治理天下,这就不能不失败。可见,秦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就是说,兼并而统一天下要靠法家崇尚的武力(法家崇尚法治,崇尚耕战),而守成天下,巩固政权,就得讲儒家的仁政德治,讲仁义的教化。汉代与先秦时代不同了,汉代已经统一天下,结束了战国战乱的局面,进入了和平建国时期,巩固封建政权的时期,因此,汉代社会就不能再用兼并战争时期的法家政治,而应当改变为尊崇儒术,重视仁义礼教的儒家学说,进入一个尊儒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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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63 至于第二个原因,儒家之所以赢得独尊的统治地位,更根本的还在于我国汉以来的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质,而儒家思想则是这种封建社会制度要求的集中反映。那么我国秦汉以来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封建社会呢?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保存了宗法家族制度的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具有这样一些特性:(1)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小农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土地则实行私有制。(2)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要求有高度中央集权(皇权)的政治统治,即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皇权统治。(3)我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制的社会。我国西周社会的分封制度就是与宗法家族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自秦汉以来,虽说实行了郡县制,但宗法家族制度仍然在社会上沿袭了下来。宗法制度以嫡庶之分为中心,实行宗族等级制度,维护着宗法家长专制的统治。(4)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着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通过兼并,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少地、无地阶级,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尤其是大地主阶级手中,从而形成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与斗争。地主阶级占有了经济权,自然也控制着政治、文化、思想(包括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统治权。整个封建社会成为了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实际就是整个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总之,我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的社会,是一个维护宗法制度家长专制主义的社会,是一个维护等级特权制度的社会,是一个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而儒家思想,尤其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思想,正是这种社会制度要求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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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29965 自汉王朝建立以来,直到汉武帝登基的数十年时间中,汉朝基本上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恢复战乱之后的经济,发展了生产,出现了历史上所称道的“文景之治”;一是铲平了地方割据势力,消灭了反中央的异姓王和同姓王的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皇权)的统治。这两件事都是当时急需要解决的,具有明显的时段性、暂时性,并不是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之策”,更不是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根本大计、根本方略。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建立起来之后,怎么才能使这一社会得以持续的发展,得以“长治久安”呢?这除了建立起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套与封建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包括哲学、伦理、宗教等的一套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当今所说的所谓“软力量”,如果没有这“软力量”的支撑,那么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力量”也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谈什么“长治久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秦始皇、李斯、韩非等法家人物皆是没有认识到的。秦始皇、李斯等人在讨论“平定海内”之后,“安乐”的社会能否“传之万世”时,李斯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6)由此可见,李斯他们不懂得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他们只知道“法令出一”的主旨,主张“以法为教”,“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从而主张禁绝“私学”,燔烧《诗》、《书》,最后酿成了焚书坑儒的事件,也使得强大的秦王朝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而为后人所嘲笑。这是一大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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