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29978

1702029979 天人关系问题，是我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基本问题。古代哲学家谈“天”几乎都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的。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体系也是如此，董氏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讨论天人关系问题。在先秦诸子哲学中，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有主张天人合一说，也有主张天人相分说的。荀子明确提出天人相分的说法，认为天有天的本分，人有人的本分，天是无意志的自然物，它不能干预人事，然而大多数学者皆主天人合一说，如孔、孟、老、庄等人，但他们对天人关系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上古三代以来，传统的天人合一说具有宗教神学性，认为上帝或“天”能干预人事，能赏善罚恶，主宰人类的命运。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则更多的强调天人合德说，认为人的善端是天赋予的（“知性而知天”）。老庄道家与儒家孔孟不同，主张天道自然无为说，认为人应法道而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与道同体”）。董仲舒在“天人之际”的问题上，也主张天人合一说。他主要继承传统的宗教神学的天神主宰人事的思想和孔孟儒家的天人合德思想，并提出了富有自己思想特色的宗教神学目的论的“天人感应说”。然而董仲舒的“感应说”也是既有自然感应说的成分，也有宗教神学的“感应”说的内容。而前者不过是为了服务后者。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同类相感”（或称“以类相动”，“以类相召”）的思想，认为同一类的东西，是可以相互感应的。他说：“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期数然也。”(31)在这里，水就湿，火就燥，气同相会，声比则应，鼓宫而他宫应之，这种同类相应现象，董仲舒明确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自然现象，没有什么神灵在起作用。当然这一思想并不是董仲舒的创造，而是从荀子和《吕氏春秋》那儿分别继承而来的。荀子说：“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32)《吕氏春秋》讲的更为清楚：“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33)同类相从也，同类相招，这是一种自然相应的现象，然而，人们把它推而广之，以“美事招美类，恶事招恶类”原则推之，提出了“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的思想。(34)这些前人们的思想，董仲舒更把它与尊天神的宗教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灾异谴告说的“天人感应”思想。董仲舒认为，人与天是同类的，“人副天数”而成，是“类于天”的。如“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可见“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35)因此人的行为与天之间，亦宜以类相应，即人的行为可以感应上天。为此，董仲舒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36)这就是著名的董仲舒的灾异谴告之说。这是一种宣扬宗教神学的天人感应说，表现了天神对人类的无限仁爱之心。天与人是同类，“为人者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37)“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38)总之，人由天生，化天而成，所以“上类于天”。因此，天是最疼爱人的，而人亦是最类于天的。所以，天造出了万物，全是为了人。“五谷，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为人赐也。”(39)“天生五谷以养人。……天意常在于利人。”(40)“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41)所有这些，皆是在宣扬天为人而造万物的神学目的论思想。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和神学目的论思想，最突出地表现出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的宗教神学的特色。之后，董仲舒的儒家神学思想，在整个汉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演化成为泛滥一时的谶纬神学思想，笼罩了当时的社会。

1702029980

1702029981 （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较全面系统地总结出了我国封建专制等级制的地主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即归结为“三纲五常”的思想，并把它视作为天经地义的永恒的法则，成为了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

1702029982

1702029983 “三纲”思想在我国历史上首先是由董仲舒正式揭出的。当然有关“三纲”的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所涉及。“三纲”讲的是封建地主社会三种主要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战国时的孟子曾把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归结成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42)但孟子并未提出封建专制主义的“三纲”说。突出君臣、父子、夫妇三伦的尊卑主从封建专制主义关系的倒是法家韩非。他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君贤臣而弗易也。”(43)韩非特重五伦中的三伦，即君臣、父子、夫妻，这三伦却是封建地主宗法社会中最主要的三伦，代表着封建地主社会的政权、族权、夫权的三大权利。韩非并把这三种权利说成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常道”。《礼记·乐记》中则谈到“纪纲”的思想。《乐记》引子夏的话说：“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乐记》把父子、君臣关系的端正，当做治理社会的根本（“纪纲”）。这思想显然是从孔子那里来的。《论语·颜渊》记载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端正好君臣、父子的等级名分，社会才能得以治理，国家才能安宁。但在孔子儒家那里尚没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君臣之间还没有绝对的从属关系。如《论语·八佾》记载说：“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这里君臣之间尚有一些平等的关系存在，并不强调“臣事君”是天经地义的绝对从属的关系。

1702029984

1702029985 董仲舒的“三纲”说，既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又汲取了先秦法家韩非的思想，提出了一个较完整的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三纲”学说。董仲舒用自己的尊天神的宗教神学和阴阳学说对“三纲”思想加以论证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44)天尊地卑，故君贵臣贱；阳尊阴卑，故夫贵妇贱（夫生之，妇助之）；春为父，夏为子（春为木，夏为火，木生火），故父贵子贱（父生子养）。可见，王道之“三纲”，是阳尊阴卑的表现。所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与天。”董仲舒认为，要实现儒家思想的王道之治，关键在于维护住天的意志的体现“三纲”，即维护住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和神权（天）。这四大权利，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集中体现，维护这四大权利，就能使我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治久安。为此，董仲舒的“三纲”思想，成为了而后封建社会的基本的政治伦理原则。汉代起来响应董仲舒这一思想的是纬书的作者。《礼纬·含文嘉》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把董仲舒的三纲思想十分明确的提了出来。之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又作了总结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说：“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天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45)“三纲”即是“君为臣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三大纲领，所谓“纲纪”，即是罗网上的纲纪（大绳索、小绳索）一样，纲举则目张。《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还用阴阳学说来论证“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这里讲的是阳尊阴卑（阳得阴的配合而成，阴只有得到阳才有自己的序位）、阴阳相配，故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理。可见“三纲”是效法天地阴阳而来，是自然永恒的法则。

1702029986

1702029987 至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也是由董仲舒明确揭出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在儒家的孟子学派那里早已有“五行”与“四端”之说。在楚墓中出土的古佚书《五行》中已把仁、义、礼、智、圣称为“五行”，孟子则提出了人性有仁、义、礼、智四端之说。董仲舒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五常”说。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五者修饰，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46)

1702029988

1702029989 这是说，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即为五种永恒的道德观念，是天的意志的表现，所以王者应修五常之德。董仲舒还用五行五方的学说来论证“五常”的思想。他说：东方属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属火，司马尚智，尽贤圣之事；中央属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属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属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47)这样又把“五常”与五行五方所主使的不同官职结合了起来。总之，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出于自然的五行（木、火、土、金、水）的要求，是不可改变的“常德”。这样又把儒家所宣扬的封建社会的“五常”道德原则永恒化、合理化了。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五常”与“三纲”有所不同：三纲主要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而五常则带有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性的道德原则，直至今日我们还可以批判继承的。

1702029990

1702029991 （三）汉代儒家还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即是汉代儒家思想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用解经注经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思想。相传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有六部，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亦称为“六艺”。孔子曾经整理和研究过这六种著作。之后，六经也就成了儒家的主要经典，这些经典后来由孔门弟子加以传播，所以太史公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孔子）。”(48)汉代的儒家以解经注经的形式出现，自有其历史上的原因。先秦时的孔子就在解释和整理六经，尤其对《诗经》和《易经》最为重视，楚墓中出土的古佚书中，已经有孔子和其弟子的讨论《诗》、《易》的记载文字，阐说了孔子自己的儒家思想。时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儒家学者对《易经》的注释和研究的著作，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易传”（十翼），尤其是《系辞传》的作者通过解《易》阐发了自己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至于汉代的儒家，一方面受到先秦儒学重视经学的传授和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之所以以经学的方式表达出现，还有其自己的时代原因。汉之初建是在秦王朝焚书坑儒后，儒生遭到排斥和杀戮，经典遭到焚烧而散佚，儒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所说：“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天下但有《易》卜，未有它书。”(49)可见，汉初儒家经学急待恢复，若没有经典的依据，汉代的礼仪法度也就无可因袭。以此搜集传承经书，成了当时儒家的首要任务，从而使儒家经学在汉初走上了复兴之路，并越来越为朝廷重视，至武帝时，建五经博士官职，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正如皮锡瑞说：“五经博士始备，此昌明绝学大事。”(50)既然五经得到了官方的支持，确立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由此，儒生地位也得以提升。“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51)之后，汉宣帝时还召开了石渠阁经学会议，论五经之同异，“由太子太傅萧望之奏其议”，宣帝则亲自裁决经义。由此可见当时经学地位之崇高。既然经学已有了如此崇高的地位，因此汉代儒家思想往往就以注经解经的形式出现，以阐明自己的儒家思想。这样也就形成了汉代儒学的一大特点。当时的经学有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分。今文经学者，即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作经书，当时谓之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者，即用古代先秦的古文字写出，而这一文字汉世并不流行，故谓之古文经学。这是就文字的不同而分的。然今古文经学的不同，“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今，多详章句训诂。”(52)今文经学的解经，专明微言大义，其典型的代表就是董仲舒，他以六经注我的解经方法，通过对《春秋经》的解释，阐说了自己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而古文经学则重视名物训诂，属于朴学考据之学，而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之发挥。以此，我们现在所说的汉代新儒学，主要指的就是今文经学家们在解经过程中所发挥出的“微言大义”。汉代的儒家思想就是以这种解经的形式而出现的。

1702029992

1702029993 （四）汉代儒学与先秦儒学相比较，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先秦儒学只是思想界上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只是社会上众多学派中的一派而已。而汉代儒学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了汉王朝的官方哲学，赢得了独尊的统治地位。

1702029994

1702029995 这一变化给当时的社会和儒家自身的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儒家思想由于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政治、伦理、法律……乃至人们日常的生活风俗等等，皆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指导思想，包括外来的佛教和自己本土上产生的道教，皆要汲取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作为自己的宗教思想，从而使得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走上了一条以儒家文明而著称的社会。（2）汉王朝开设的学校成为了儒家重要的教育阵地，儒家与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学校成为了培养儒生和宣传儒家思想的场所。在这一点上其他学派是无法与之相匹敌的。而这一功绩则归功于董仲舒。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这一功劳在儒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3）儒生的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成为了各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汉代所谓的举茂才、举孝廉，自然选拔对象大多是儒生。儒学者不仅可成为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而且可成为各级官吏，上为丞相，下为地方官吏，儒生成为了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来源，这一做法成为了制度，也可以说是从武帝开始的，但武帝没有完全这样做，他还用了许多法家人物和酷吏人物。武帝之后，到元、成帝时，这种制度则广泛得到了推行，儒家的统治地位也真正得到了确立。由此可见，儒家地位的转变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极大的。

1702029996

1702029997 三、汉代儒学发展的六个阶段

1702029998

1702029999 事物的发展，一般都是有一个产生、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汉代儒学亦不例外，它也有一个从复兴到繁荣昌盛再到衰落的历史过程。它的这一历史过程，大体上来说，还可以划分成若干历史发展时期。就其汉代儒学思想自身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如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1702030000

1702030001 （一）汉初儒学的复兴时期

1702030002

1702030003 这一时期大致处在汉王朝建立至武帝执政之前这样一个时段中。秦王朝推行法家政治，采取了打击儒家的政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令，用的是法家的高压政策，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尤其是焚书事件，“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53)这是一种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给予了儒家以致命的打击。汉承秦制之后，一方面要恢复经济与民休息，另一方面就是要恢复文化的建设，尤其是恢复我国传统礼义文化的建设，即要复兴先秦的儒家文化。这是当时时代之使然。其时的有识之士们总结了秦王朝暴亡的教训，深深懂得“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要治理好天下，不仅要有法治，而且要有仁礼的教化，还要有礼治。为此，汉初的儒学家们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纷纷起来总结秦王朝速亡的教训而提倡儒学，宣扬儒学的仁义礼治的思想，从事复兴儒学的工作，从而为而后汉代儒学的昌盛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1702030004

1702030005 （二）汉代儒家公羊《春秋》学的昌盛时代

1702030006

1702030007 这一时期大致在汉武帝时期，其时《春秋》公羊学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史记·儒林列传》则说：“及今上（指武帝）即位，赵绾、王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可见，当时的儒学已经得到了复兴，其儒学思想则主要为《春秋公羊传》学，其主要代表就是以董仲舒为大师的《春秋》公羊学。董仲舒以解经的形式，解读《春秋公羊传》，发挥经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强调了《春秋》大一统思想，构建了一个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结出了基于封建社会专制宗法等级制的“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价值学说，为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所以，这一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尤其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702030008

1702030009 （三）汉代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时期

1702030010

1702030011 这一时期大约在汉元帝、成帝时期。虽说汉武帝初即位时，“上亦乡之（指儒学）”，“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对策更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建议，当时汉武帝也采取了一些尊儒的做法（如举孝廉、茂才，设学校等等），但毕竟汉武帝是“外仁义而内多欲”的帝王，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独尊儒术，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未确立，反而武帝重用了不少法家人物和酷吏人士，他们掌控了大权。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54)由此可见，汉宣帝尚是继承了武帝以来的霸王道杂之，即法家、儒家结合起来治理社会的，并不是独任儒术的。当然宣帝之用儒学又要比武帝进了一步，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而宣帝则召开了著名的“石渠阁经学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指宣帝）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55)石渠阁会议论五经同异，而宣帝亲自称制临决，可见他对经学的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对后来的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会议”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汉宣帝毕竟没有独尊儒术，如班固所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56)可见，宣帝是儒法兼用的。真正独尊儒术，使儒学和儒生确立在朝廷中统治地位的，恐怕应推汉元帝了。汉元帝“柔仁好儒”，他为太子时“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曾向宣帝提出“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建议，还遭到了宣帝的批评。元帝即位后，大讲德政教化和天人感应的灾异之说，并重用儒生，委以重任，使儒学真正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所以班固说：“（汉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贡禹）、薛（薛广德）、韦（韦贤）、匡（匡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57)由此看来，朝廷独尊儒术，儒生掌握了朝政大权，就是从汉元帝开始的。所以皮锡瑞说：“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薜，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58)又说：“由汉武开其绪，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59)云云。由此可知，自汉元帝开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走上了独尊的地位，真正成为了官方的统治思想。

1702030012

1702030013 （四）汉代儒学的变种——谶纬神学的泛滥时期

1702030014

1702030015 这一时期大致处在西汉末年汉哀帝、平帝之世，之后王莽“改制”和光武“中兴”皆用谶纬思想为其提供合法依据，谶纬曾盛极一时。谶，或称谶语，是一种“预决吉凶”的神秘的宗教预言。纬即纬书，对经而言，是对儒家经典五经的一种宗教神学的解释，主要是对董仲舒儒学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使之进一步宗教神学化而已。纬书不仅神化天，提出了“中宫大帝”、“天皇大帝”之类的神灵，而且还神化了儒家的圣人孔子，如《春秋纬·演孔图》中把孔丘说成是首类尼丘山，长十尺，大九围，在端门受上帝之命叫他为汉代刘家立法等，俨然把孔子当做神人了。为此，人们一般把谶纬思想，称之为谶纬神学，是一种宗教神学化的儒学。

1702030016

1702030017 （五）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纷争和《白虎通义》的儒学“国宪”化时期

1702030018

1702030019 古文经学是指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流派，是相对今文经学而言的。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出的，在古文经未出现之前，汉代的经学皆是今文经学，如董仲舒等等。古文经则是用先秦古文写成的，按照古文经学家的说法，秦火之后，六经残缺，尚存者或藏宅壁，或散佚民间，至汉代这些古文籍陆续发现，相传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旧籍。时至哀帝时，古文经为刘歆所重视。王莽新朝时，刘歆力主立古文经学博士，排斥今文经学，自此开始有了经学上的古今文之争。今文经学重在阐发经中“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的特点在名物训诂，两者的解经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今古文经学之争，不仅是文字之争，而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的不同的解释。由于其时思想不统一，再加经学章句繁多，议欲减少等原因，为此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经学大会。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汉书·章帝纪》中记载说：“（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可见，五经博士的建立，有师法有家法，造成了各家解经注经的不同，又加五经章句之越来越繁琐复多，使人得不到要领，为此有必要“使诸儒共正经义”，讲论五经同异，使思想统一起来。要做到这点必须要有最高权威的参与，所以最后汉章帝要亲自“称制临决”。有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裁决，这样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也就有了最高的权威，实际上成为了国家的法典，人人都必须服从遵循而不得违背，从而把《白虎通义》的儒学思想提高到了“国宪”的地位。

1702030020

1702030021 《白虎通义》综合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思想，应当说主要吸取的还是今文经学派的传统的汉代官方儒学思想，并引用了不少纬书中的宗教神学思想，如董仲舒和纬书中所宣扬的灾异说、天人之际说、五行说、三纲说等等，皆是如此。

1702030022

1702030023 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经学会议，可以说，一方面起到了统一经学和儒学思想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儒学在汉代的地位，使儒学思想法典化、国宪化，成为了绝对的权威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使儒学思想走上一条僵化的、教条化的、形式化的道路，汉代的官方儒学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它的尽头，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

1702030024

1702030025 （六）汉代官方儒学的衰落时期

1702030026

1702030027 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由盛而衰的，汉代的官方儒学亦是如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儒学思想，自董仲舒提出之后，得到了武帝的首肯，后经过宣帝的石渠阁经学会议，至元帝、成帝之时，在朝廷中赢得了统治的地位，后又经过了西汉末年的发展和谶纬神学思想的泛滥，至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经学会议达到高潮。但是随着东汉王朝的衰落，汉代官方儒学亦随之而走上了衰颓之路。东汉王朝进入中期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危机四伏，东汉王朝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是士族势力的日益强大，成为了士族集团参与了朝政，其势必与朝中的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发生纷争，最后闹出了“党锢之祸”，沉重地打击了士族知识分子。又为了争权夺利，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之间的纷争十分激烈。正由于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交织在一起，使得东汉王朝发生了危机，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动荡不定的社会中，士人们也不可能安心地从事儒学的认真研读，而学风日趋浮华（“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由此，汉代的儒学也就走上衰颓之路。

[ 上一页 ]  [ :1.70202997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