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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虽有六行，细微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志。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艺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体六行故也，故曰六则备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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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的原则太过于微妙而难以把握，圣王因此设定了便于修学的六艺体系。通过对于六艺的修习，修成之后就是六行。因为根本的德理只有六数，所以六艺具备了所有六行的原则。贾谊还进一步对六艺阐述道：“《书》者，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故曰‘《书》者，此之著者也’。《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事师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纪者也’。《礼》者，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人事，故曰‘《礼》者，此之体者也’。《乐》者，《书》、《诗》、《易》、《春秋》、《礼》五者之道备，则合于德矣。合则然大乐矣，故曰‘《乐》者，此之谓乐者也’。”(30)“人能修德之理，则安利之谓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为鬼神能与于利害，是故具牺牲、俎豆、粢盛，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为此福者也’。德之理尽施于人，其在人也，内而难见，是以先王举德之颂而为辞语，以明其理，陈之天下，令人观焉。”(31)对于流俗祭祀鬼神以祈福的做法，贾谊认为不如修学六艺，自然福德安利。这里所体现的，是儒家通过六艺而使得原始崇拜现象转化为人文礼治的一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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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治对于中央集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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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开国以来，一直面临内忧外患两方面压力。外患是匈奴游牧民族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内忧则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两方面压力，必须增强中央集权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取决于经济军事的实力，也依赖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贾谊深切意识到时局的危机，为应对内外两种压力提出了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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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贾谊深刻反思了秦帝国短期内由盛转衰的教训——攻守不同术。陆贾已经提出“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贾谊更详细指明：“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32)贾谊认为，秦朝的统治之术只适合于攻取天下，而守成的方法则与之截然不同。尤其针对秦朝治术的奠基人商鞅的做法，贾谊展开了全面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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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箒，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悲夫！(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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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功利主义举措，彻底毁坏了秦国的道德伦理基础，即便是家庭内部的亲情也碍于利害而消失殆尽。后来虽然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但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恢复廉耻礼义以守成，所以短短十三年就归于失败。以此推论，如果汉朝不推行礼治而任由法制，将会遇到秦朝同样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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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礼制是维护内部社会稳定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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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淫侈矣，饰知巧以相诈利者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为识理。故邪人务而日形，奸诈繁而不可止，罪人积下众多而无时已。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遏则让，上僭者诛，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奸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知巧诈谋不起，所谓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罗县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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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贾谊看来，在于有人“饰知巧以相诈利”，从而使得“君臣相冒上下无辨”。如果能够使得诸如车辆、衣服等各种礼制完善分明，那么上下等级之间就会树立起严格而明晰的秩序。随后任何违背等级秩序的人会遭到严厉的惩罚，随之就不会有利用巧诈来冒用权力的现象出现了。从这种观点看，通过礼制杜绝巧诈的投机，使民众越变越“愚”，反倒令他们更不容易陷入错误的行为，从而免于各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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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贾谊认识到社会结构会深刻影响到人的思想和行为，而礼制恰恰就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虽然看起来礼仪都是些小事情，但是，“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傲微，则其流而令于大乱，是故子民者谨焉。”(35)贾谊认为，礼仪所规定的都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小事情，但是如果忽略了它们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为礼仪会形成社会的“势”，而这种社会之“势”则深刻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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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所规定上下阶级的区别，不是无效的名号差异，而是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等级界限：“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37)天子赐予公卿、大夫、官吏以地位，所以他的身份是无上的。贾谊之所以给予天子如此高的地位，并不是绝对尊君，而是出于大一统国家对于无上权威的事实需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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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来，贾谊把礼制内化到了全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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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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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道德修养需要普遍有效的礼仪规范，社会的行为风气需要礼制的调节，诉讼事务需要礼制的判决，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礼制的维护，其他诸如教育、军事、司法、宗教等各方面，都需要礼制来作为它们的规范。贾谊最后的结论是：礼制是巩固国家、安定社会、安抚百姓的关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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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一统国家的理论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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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认为礼制精神将会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认为单纯凭借礼制就能解决所有具体领域的问题。其实除了对统一意识形态的高度需求外，汉初国家还需要对分封国家的控制和对财政稳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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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封国同中央的关系，贾谊有两种对策，一种是《治安策》所代表的强权镇压政策，另外一种是《藩伤》、《藩强》所体现出来的分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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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书·制不定》（同于《治安策》）中贾谊比喻道：“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象理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在贾谊看来，仁义相当于锋利尖刀，而权势类似于敦厚斧头，而分封诸王则类似牛的骨骼，如果用仁义来对待他们无异用尖刀斩牛骨，最终仁义却受到损害。因此应该毫不犹豫地对他们施行强权，以免地方分封王侯羽翼丰满之后反受其制。在这里贾谊放弃了他的儒家立场而有些倾向于法家，也难怪《史记》认为贾谊“明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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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强》代表的则是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贾谊建议让所有地方诸侯的儿子都具备继承封地的权力，这样地方的封国会越来越多，而相应封国所拥有的实力却越来越小，直到失去同中央抗衡的力量。最终达到的效果是：“然而权力不足以徼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令，听从必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40)地方一方面拥有权力，一方面权力又不至于达到令它们别有用心的地步。如此作来上下之间就消除了相互的猜忌，对于双方都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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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谊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中，比较有特色的是他的货币政策。汉朝初年政府允许民间铸币，本意是把铸币本身的利益归还于百姓。但是事实证明，真正有能力铸钱的本身都是巨富，百姓并没有从拥有铸币权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且铸币权限的泛滥带来了货币信用危机和其他后遗症，所以贾谊建议把铜矿和铸币权力收归中央：“上收铜勿令布下，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41)这样一来可以重建货币信用，二来可以驱民归田，此外还可以制作礼器来表明社会等级身份，同时通过积蓄货币来同匈奴争夺民众归附。另外就是，政府占有大量货币可以应对饥荒、洪水等突发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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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陆贾奠定了汉初儒学的理论基础，那么贾谊则是在此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经济政策设定了汉帝国的全面规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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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韩婴儒学思想及其《诗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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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禁书令逐渐废弛，延续自先秦的经书解释传统开始复兴，此时，“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42)诸家解经当都有著述，但留存至今的只有韩婴和董仲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