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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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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汉书》卷八八《儒林列传》，第3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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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这种说法未必可靠，详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97—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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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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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叔孙通的礼制恐怕不是纯粹的先秦礼制传统，而是掺杂了刑名因素，所以齐鲁诸生对他的做法不乏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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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详细考证请参考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两汉博士家法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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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汉书》卷八八《儒林列传》，第3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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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史记》第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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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汉初经济上的成就：“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汉书·诸侯王表》则记载了地方权势的衰退：“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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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子夏一系入西河教化，吴起、商鞅等人三晋之学可能都是出自子夏学派，后与韩非、李斯之说吻合绝非偶然，因为他们思想的共同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儒家注重礼法的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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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所谓约法三章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法律问题，汉初还是沿用了秦朝的法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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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汉初后宫和藩王好老子阴柔之术，对于皇权的至上性不无压力，但是汉初的特殊政治格局又使得皇权不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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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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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新语校注》卷上《术事第二》，第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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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新语校注》卷上《辅政第三》，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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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新语校注》卷下《至德第八》，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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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新书校注》卷第二《五美》，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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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新书校注》卷第二《制不定》，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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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新书校注》卷第六《礼》，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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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章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儒学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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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在哲学史上的独特性在于，他试图构建一个包括形而上天道观和现实政治民生相关联的综合性体系，力求阐明幽远天道与现实人事之间互相影响的原理。他的具体结论未必都能被世人接受，但是他强调的天人感应的基本原理，既是对上古传统的继承，也是后世儒者行为准则的基础。而且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思想领域，他对于当时大一统社会所构建的理论基础，很多方面演化成为具体的社会制度并一代代延续下来，这些制度反过来又维系了大一统观念的传承。因此，董仲舒对于中国主流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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